美《芯片和科学法案》出台，中国纪检监察报：以竞争之名行遏制之实

集微网消息 综合美国各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于华盛顿时间周二早上10点多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2022》（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对此，8月1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题为——“充斥冷战零和思维 破坏全球产业链 《芯片和科学法案》：以竞争之名行遏制之实”的文章。一部声称提升美国竞争力的法案为何会针对中国?近年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有哪些新动向?中国应当如何应对?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柱。

刘国柱指出，半导体被誉为“制造业的大脑”，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还会进一步提升。然而，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所面临的形势却相当严峻，特别是在全球半导体行业占比偏小，对海外日益依赖。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的数据，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中的份额已从1990年的37%，下降到2020年的12%左右。由于芯片制造的高成本和复杂性，许多美国半导体公司转而采用“无晶圆厂”模式，为新的、功能更强大的芯片保留更高价值的设计元素，同时将制造部分外包到国外，尤其是拥有全球80%芯片制造业务的东亚。所以，美国参众两院的共识就体现在《芯片和科学法案》中涉及芯片的这部分。

以下为该文内容：

当地时间8月9日，历经美国参众两院多轮博弈的《芯片和科学法案》经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正式成为法律。该法案打着“增强美国竞争力”的旗号，以“竞争”之名行“遏制公平竞争”之实，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28日对此法案称，搞限制脱钩只会损人害己。同时，中国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任何限制打压都阻挡不了中国科技发展和产业进步的步伐。商务部新闻发言人7月29日表示，法案对美本土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是典型的差异化产业扶持政策。部分条款限制有关企业在华正常经贸与投资活动，将会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扭曲，对国际贸易造成扰乱。中方将继续关注法案的进展和实施情况，必要时采取有力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一部声称提升美国竞争力的法案为何会针对中国?近年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有哪些新动向?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记者就此采访了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柱。

法案服务于美国对华竞争战略

记者：声称为了提升美国竞争力的法案为何会针对中国?

刘国柱：《芯片和科学法案》脱胎于旨在提振美国的高科技研究和制造以对抗中国及其他竞争对手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瘦身”后的法案主要条款包括为美国半导体公司提供约520亿美元的支持，但如果企业在中国或其他“可能不友好的国家”投资或扩建先进制程的半导体工厂，将没有资格获得这一补贴。

将中国视为未来长期的战略挑战和竞争对手，是美国政界为数不多的共识。法案之所以会针对中国，体现了美国立法者立法的初衷，就是将中国作为假想敌，服务于美国对华竞争战略。

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挑战者和威胁，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竞争者”。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势头尤为忌惮，特别是中国正在利用自己的制度优势，迅速弥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短板，并力争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新一代移动通信等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主要领域抢夺先机。科技格局的变化是国际经济格局、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中国不仅已经成为经济大国，而且正在向经济强国迈进，这恰恰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战略界很清楚，决定中美大国竞争的根本在于地缘经济，而能够决定地缘经济的关键因素则是新兴技术。创新实力更强的一方将会占据大国竞争的优势。

美国为何选择在半导体领域下重注

记者：该法案涉及诸多产业，半导体是重中之重。为了遏制中国，美国为何选择在半导体领域下重注?

刘国柱：半导体被誉为“制造业的大脑”，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还会进一步提升。然而，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所面临的形势却相当严峻，特别是在全球半导体行业占比偏小，对海外日益依赖。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的数据，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中的份额已从1990年的37%，下降到2020年的12%左右。由于芯片制造的高成本和复杂性，许多美国半导体公司转而采用“无晶圆厂”模式，为新的、功能更强大的芯片保留更高价值的设计元素，同时将制造部分外包到国外，尤其是拥有全球80%芯片制造业务的东亚。所以，美国参众两院的共识就体现在《芯片和科学法案》中涉及芯片的这部分。

《纽约时报》报道总结了该法案的主要内容：一是向半导体行业提供约52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为企业提供价值240亿美元的投资税抵免，鼓励企业在美国研发和制造芯片;二是在未来几年提供约2000亿美元的科研经费支持，重点支持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

就重要性而言，数字时代的半导体产品等同于内燃机时代的石油，所以半导体成为美国对中国实施科技遏制的核心领域。美国政府认为，卡住半导体产品，就可能卡住中国数字产业发展的一个动力源。因此，《芯片和科学法案》要通过美国政府的行政手段，重整全球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尤其是限缩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名为“竞争法案”，美国政府在具体做法上却经常表现为“遏制公平竞争”

记者：近年来，美国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主要采取了哪些手段?对此如何评价?

刘国柱：近年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举措，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美国政府的虚伪性。《芯片和科学法案》脱胎于《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但美国政府在具体做法上却经常表现为“遏制公平竞争”。特别是美国将科技问题“泛安全化”和“泛意识形态化”，毒化了全球市场特别是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泛安全化”是美国常用的打击竞争对手的手段，美国以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子设备“可能”存在着安全漏洞为由，不仅将中国新一代移动接入设备排斥在美国通信市场之外，还积极游说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盟友，共同抵制中国新一代通信设备。美国国务院甚至启动了“干净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电信企业进行审查，只要使用了中国设备就属于“不干净”，美国就会予以抵制甚至制裁。在美国的打压之下，世界上大约50%的电信企业被迫加入了这一计划。

不仅如此，美国还禁止美国企业、使用了美国技术的企业为华为提供零配件，致使华为的5G产品供应链中断，被迫将“荣耀”系列品牌从华为剥离出去。美国在“国家安全”名义下对华为的打压，实质就是不希望中国先进数字企业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任何一个领域取得技术优势。

“泛意识形态化”是美国经常使用的打压对手的另一件武器。近年来，美国不仅加强了出口管制，禁止美国企业和使用了美国技术的企业为列入制裁名单的中国数字企业提供零配件，也不允许这些企业的数字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还在国际社会积极构建针对中国的科技联盟，从出口管制、投资筛选、市场准入、新兴技术标准的制定等各个领域排斥和打压中国。奉行“小院高墙”式的对华精准技术脱钩，扰乱了全球已有的成熟供应链，使得全球产业特别是与半导体技术相关的产业面临供应链重组，加剧了全球性的“芯片荒”。

不仅如此，美国还在积极限缩中美之间的人文交往。一些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因为不被允许再进入一些实验室而被迫更改论文选题;一些被美国视为敏感专业的中国学者也无法再获得美国的签证;一些美国大学的专业对中国学生关上了大门，一些大学课程也不允许中国学生选;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曾经发起了“中国行动计划”，在美国抓所谓的“中国间谍”，一些中国学者、华裔学者甚至白人被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开除、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起诉或者监禁。近年来，美国联邦调查局起诉的经济和技术间谍案，80%与中国有关，商业泄密案60%与中国有关。凡此种种，无疑是在制造寒蝉效应，毒化中美正常学术交流的环境。

美国政府的上述做法，已经走到了美国立国基本原则的对立面。不仅抛弃了传统的市场经济原则，也是对美国传统政治原则特别是公民权利原则的背弃，体现了美国政府在面临大国竞争压力之下典型的“双重”甚至“多重”标准。无论是加强自身科技竞争能力，还是加大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打压力度，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维护美国的科技霸权。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中国自身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记者：面对美国在诸多领域的技术封锁、围追堵截，中国如何突破重围、谋求发展?

刘国柱：针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中国应在不同领域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自身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大方向已经确定，各个地区、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这个大政方针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尤其是在科技创新领域，既要发挥科技界和企业界的创新驱动作用，各职能部门更要为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真正实现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

其次，优先发展至关重要的“杀手锏”技术，提高相关国际产业链对中国的依存关系。短期内，中国不可能在所有关键技术领域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但必须尽可能多发展出一些“杀手锏”技术，并适时更新中国的出口管制清单，增加与欧美国家谈判的筹码。中国掌握的“杀手锏”技术越多，欧美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断供就会越加忌惮。

再次，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与世界经济更深入的融合。中国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内需市场，中国国内市场将拥有比美国国内市场更加重要的地位。市场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技术标准，更能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走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大部分盟友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本身就是中国市场的胜利。中国一定要坚持“更高水平的开放”这一大政方针，尽快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洽谈数字标准和数字贸易的合作，将RCEP升级为RCEP2.0版;更要迅速开展与CPTPP成员国的谈判。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美国对于中国的技术产品出口限制过于严格，严重依赖中国市场的日本和欧洲企业有可能会开发两种技术体系分别对应美国和中国，让美国的科技联盟效力大打折扣。

第四，美国科技联盟的核心是欧盟国家和日本，这些国家与美国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政府补贴几个领域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但也不尽相同。欧盟的“数字主权战略”被美国视为欧盟的“技术民族主义”;中国要与他们发展务实的技术合作，包括在新型技术标准制定方面的合作。

第五，针对美国将意识形态武器化，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做工作。一方面，中国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利用包括联合国、中非合作论坛、二十国集团等在内的多边合作机制，提出并倡导数字化时代的共同发展观，让发展中国家共享数字发展的红利，构建“数字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讲好中国国家治理的故事，尤其是从国家治理的效果对比中美两国国家治理体制的优劣，证明效果比形式更重要。

第六，科技发展的根本还在于人才。中国还必须制定更富于针对性的人才发展战略和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在教育部“强基计划”的基础上，还应制定中国版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战略，从小学一直到继续教育阶段，持续加强STEM教育。把中国的最强大脑吸引到STEM学科。吸引国际学者、学生，特别是STEM学科的优秀人才来华工作生活，实现聚天下英才致力于中国科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