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焦虑的背后，华为等科技企业下一个十年之思

最近一周以来，科技圈发生的几件大事件大致可以罗列如下：

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决定把华为及其多家关联公司列入一份“实体名单”，这一决定意味着，华为供应商要想继续向华为销售产品，就必须申请许可。

5月17日：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发布《致员工的一封信》表示，为了兑现公司对于客户持续服务的承诺，华为保密柜里的备胎芯片“全部转正”，是历史的选择。

5月20日：外媒报道谷歌公司暂停对华为公司涉及软硬件转让业务并且暂停向华为提供有关服务。

5月21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华为总部接受国内媒体群访，称美国的“90天临时执照”对华为没有多大意义，华为已经做好了准备。

5月21日晚：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透露，华为面向下一代技术而设计的操作系统OS最快在今年秋天、最晚于明年春天将可能面市。

5月22日：消息称英国芯片设计商ARM将暂停与华为的部分业务。

接二连三的重磅背后，始终绕不开的几个主体是：美国政府、美国企业、中国华为。若再进一步聚焦，则可直接把这一系列动作归结为美国政府出于本国产业以及相关利益保护，针对中国企业极限施压而引发的反弹、应对等系列化学反应。

自贸易摩擦发端以来，先是从加强技术出口管制到拘捕恫吓，随后又不惜拉帮结伙以安全为由抵制华为，如今又弄了一份“实体名单”，美方政府对于华为乃至于中国企业可谓是“用心良苦”。而这一份用心良苦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怎样令人费解却又真实的存在呢？

用心良苦第一层含义：贫富差距引发的逆全球化焦虑

美国政府用心良苦，进而折射到频频作为这一“肢体语言”上的，其实是美国政府隐约可感的焦虑以及不安。当然，这并不排除强势霸道向来都是美国外交特色的“优良”传统。

自川普执政以来，其对于美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张的反对之情便一直有增无减。国际方面，从上任之初便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11个大型国际化组织，一直到最近也还在嚷着要退出WTO。特朗普政府“退群”的速度不可谓不快，而且干净利落。

在经济全球化呼声日益高涨的大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却逆全球化而行，这与特朗普执政之后决心重振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决定不无关系。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在30年前，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是国家支柱型产业，但随着美国持续参与全球化分工发展，其半导体制造和封测业务逐渐被转移到美国以外地区，使得美国的半导体主要靠设计和资本支撑，华尔街在美国半导体领域的话语权与日俱增。华尔街地位日益突出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制造业外溢造成了美国非精英化群体的收入来源和工作机会减少，而精英阶层掌握核心技术可以轻松参与全球化产业配置，大开大合收购或者抄底国内新兴商业机构，固化社会进步阶梯。

此前一份结合美联储旗下的消费者金融调查项目数据显示，全美最富有的1％成员在2016年坐拥美国资产比重已达40．8％，美国已位列全球贫富差距最为悬殊国家第二大国。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特朗普从赢取第一张选票之初就喊出的口号，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特朗普的政治基因和后续行动的基准。

美国金融资本以及尖端科技产业的过渡膨胀但实体制造业却萎缩，而通过引导制造业回归，能够为纽约、旧金山等大城市以外的美国群众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特朗普就任总统不久，就号召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从无论是劝说库克将iPhone手机制造转回美国，还是亲自为要在美国建厂的鸿海集团站台助威等行为来看都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政治行为与选民性质和市场化操作有着深度绑定的美国而言，要在有限的任期之内取得相应的成绩，所以其行动中总带着不讲理的冲撞和反复无常的焦虑也就可以理解了。

用心良苦第二层含义：内部问题的解决还要考虑外部变量

为解决本国贫富差距问题，在大规模退出国际组织和呼吁制造业回归之后，对于中国等非本土化企业的打压也成为了特朗普首先瞄准的方向。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金融产业高度发达但是实体产业空虚导致的贫富差距问题成为了其大国发展的内忧，要解决这一问题是需要时间和精力来过度的。而另一方面，其在尖端科技领域的发展优势开始迎来了新的挑战者这一“外患”因素也逐渐成为促成其不安的关键。

近年来我国在经历了长期的追赶和学习之后，开始在一些特定领域有了迎头赶上的趋势。

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凭着人口基数以及政策红利等方面的优势，迅速的实现追赶，并进一步形成BATJ、TMD等国内相对稳固的互联网企业群体。与此同时，基于已有产业生态的衍生创新也开始出现，支护宝、抖音、快手、共享单车等商业形态的出现在一定层面上实现了从复制国外到创新超越的升级。而伴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的袭来，我国已有的互联网产业发展为AI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对于AI发展所需要的数据以及运用场景方面我国更是有着远超美国地区的优势，这些变量都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分析一下中美两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态势。

此外，作为下一代移动通讯的基础支撑，在即将开展的新一轮5G商用建设过程当中，我国华为等企业在国际上所取得的成绩更是进一步引发了美方的警惕。在PC时代，美国在全球信息科技产业领域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但是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美国信息科技产业就开始受到了来自欧洲以及亚洲地区的冲击。所以在新一轮5G产业变革社会的浪潮前期，美国选择在这个时候针对最有可能成为下一时期强劲竞争对手的华为动手也被提上了日程。

但是需要正视的是，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信息科技领域的多个方向已经隐约有了追赶上来的趋势，但在一些底层技术以及相关科技领域依然与美国存在着差距。以AI为例，目前国内的大多数AI应用以及创新大多得益于美国的开源技术，而且偏向于应用层技术。

在美国因为制造业外流导致的贫富差距悬殊这一内部忧患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之下，为了保证本国科技产业发展的优势，美国与后来的追赶者开始形成对峙也成为了必然，只是在这个对峙过程中，美国多少缺少了些大国应有的风度和礼仪。

下一个十年：科技产业发展进入新拐点

从美国政府最近的系列反击动作来看，其所瞄准的均为我国科技企业底层技术缺失这一软肋，进而重点下手，企图从底层硬件和软件形态方面来压制中国企业。

虽然对于华为而言，其在硅谷以及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力也已足够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慎重的思考一下对其开展制裁将为自身带来的不利影响，华为的冬天可能也不会那么长远。但对于大多数国内企业而言，后续美国政府对于我国科技产业的防范之心带来的不利将会是长期的。

综观美国整体的科技实力，我国要想赶上美国，不但要有中国自己的通用电气，波音，也要有中国自己的诺斯洛普格拉曼，霍尼韦尔，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联合技术，利顿工业，休斯电子，艾连特技术系统等企业。更要有中国自己的通用汽车，陶氏，亨斯曼，伊士曼化工，惠普，IBM，英特尔，卡特彼勒，杜邦，思科，施乐，艾默生等等。上述这些企业再加上普林斯顿，哈佛，耶鲁，斯坦福，伯克利，加州理工，麻省理工等大学才是美国综合科技实力的总体，而在这一方面，我国每一方面都存在着许多需要追赶的空间。

目前看来，我国科技产业发展在多方面依需要向美国学习，但随来自美国层面的压力不断提升，我国面临了诸多困境。因此国外的经济学家也在预测我国可能会进入经济衰退期，或者是进入到中等收入的陷阱。但是事实会是如此吗？其实未必。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进并成功迈入发达国家阵营的国家大有先例。早在1980年代美苏争霸战结束后，美国也出现过两次能源危机，国内各大企业都在裁员，失业率仅次于1930年经济大衰退的高峰值，美国当时的情况比之我国今天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美国GDP从80年代的约2．6万亿美金增加到9．1万亿美金，不但没有进入经济衰退期，反而是进入了由个人电脑、信息科技，甚至包括航天航空这些行业驱动的产业升级的黄金二十年，美国也成为了世界的超级强国。

最新消息表示，在美国政府的极限施压之下，我国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关于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产业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明确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方面政策优惠。而更早之前的减税降费、科创板设定等更是进一步为我国的科技产业发展奠定了有利的政策保障。相信在在政策支持、强大的市场内需以及工程师红利之下，我国将迎来新一轮以科技为驱动的产业升级新阶段。

此前美团创始人王兴曾在总结2018年的时候说“2018年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但也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可以预见，伴随着互联网红利见顶，国外能够直接引进采纳技术的逐步减少，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艰难将会是常态。

但是也要乐观的相信，在政策税收补贴以及各方资源支撑的情况之下，避免经济衰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30年前能做到的事情，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也能做到。而且目前全球经济发展也已经不是有你无我的零和游戏，已经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为了大家的发展，各方也会认真的坐到谈判桌前商量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