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莞整顿谈富士康管理：低端产业链标准化之痛

作者：郭宇宽

　　作者注：一篇发表不了的旧作，既是劳工社会学研究，也是商业模式研究。我在博士后期间到东莞走基层，采访业内资深人士，对其产业链和商业模式作了调研。

　　富士康青年职工跳楼事件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释，我曾经从“稻作性格”与“电玩性格”的角度进行过解释，讲的是这一代没有农业劳动经历从小玩电玩的年轻人，抗压能力确实不能和他们的父辈相比。而前些日子我在到富士康参观之后，又发现了新的解释角度。

　　富士康奇迹

　　富士康在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产业奇迹。在制造业领域，它的商业模式能够成功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它能够同时成为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苹果这些彼此间竞争极为激烈的企业的代工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移动通信领域的企业对商业机密的保护是非常看重的，一个企业的最新机型如果能够早一个月占领市场，对其竞争对手的杀伤将是致命的。业内几个巨头也是一直相互提防，相互刺探情报。而富士康居然能让几个死对头的产品在同一个工厂里生产出来，不得不承认其管理有独到之处。

　　而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在富士康调研之后发现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人的去社会化。郭台铭所进行的军事化管理，类似于毛泽东的“把支部建在连上”。这种管理模式，将每一个工人都变成一块砖，想往哪儿搬就往哪儿搬。在富士康工人自杀的同时期，广州本田曾经发生过罢工事件，在我看来这并不说明广州本田是一家坏企业，恰恰说明它更尊重人。那是因为在日式管理中，强调团队信任可以提高组织效率和战斗力，在二战中，日军就有把老乡编成连队的传统。广州本田企业里也是这样，因为日本管理者习惯于让同学同乡这些关系良好的人一起工作，这给他们提供了组织罢工的方便条件。反之，富士康则是有意识的年岁同乡，同学这样的人际纽带拆散，所以富士康员工绝不可能像广州本田那样组织罢工，只会有自杀这样极端式的个人反应。我在富士康清晰地感受到，每个工人都像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因为倒班的原因，甚至住在一个宿舍的人，平时都很少见面。因为切断了人与人之间横向的联系，自然任何个人即使在富士康里工作，要做商业间谍也很难，因为很难掌握整个生产流程，也能难了解其他生产线上的人在做什么？这样诺基亚,苹果，摩托罗拉这些相互竞争的企业就不用怕把订单交给富士康的时候，发生对竞争对手泄密了。这成就了富士康的奇迹，但它的负面效果也是明显的。

　　在解释自杀现象的著作中，涂尔干的《自杀论》是其中的翘楚。曾经有人将自杀归结于宗教、文化等原因，然而涂尔干分析到，自杀真正的原因是人的社会化程度太低。在他看来，人生的意义是在与社会的联系中确立的，一旦某个人感觉被群体孤立，呈现原子化的状态，其自杀的可能性就会提高。许多人自杀都是因为无法在社会的坐标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感觉不到存在的意义，因此以结束生命的方式逃避这种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