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强化基础科学：保证基础科学投入的长期性与稳定性。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的第一动力，而基础科学研究是科技创新源头。在这88种资本品与中间品中，每一种产品都是基础科学几十年理论积累的产物。然而，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尽管“十四五”期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有望达到8%左右，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15%以上的水平。二是基础科技经费支持结构不合理。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投入占总投入比重超过95%，而企业对基础科学投入却占比不到1%。相比政府，企业才是将科技转换为生产力的中间力量。但目前来看中国企业一般会将90%以上的投入投在新产品开发环节。最后，对于多数中国企业来说，保持长期持续和稳定的基础科学投入是困难的。以美国发现引力波项目为例，正是由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科技公司几十年来持续且不计回报的基础科学投入，才能使得美国可以继续引领颠覆性的科学创造。2）做好跨周期调节：优化集中资源要素支持中高端制造业。制造业进一步的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核心支柱，而制造业的智能化使得数据成为价值链上生产制造环节中的关键生产要素。然而，全球价值链上的制造业活动正由全球互联网巨头和金融资本所控制。这是因为互联网公司可依托庞大的数据体系快速发现市场需求从而引入金融资本，最终影响制造业在价值链上的布局和扩张 （Boissay et al., 2020）。防止互联网和金融资本进一步在制造业活动上的垄断性影响以及保护中国居民个人网络信息安全，是长期维护国家“公平与正义”发展大局关键之所在。我们认为，当前国家针对国内部分要素资源扭曲行业进行调整存在必要性与合理性，但我们建议政府对资源要素的集中与再平衡的最终方向应着力支持中国制造业领域的关键技术发展与突破。附录 参考文献Boissay, F., Patel, N. and Shin, H.S., 2020. Trade credit, trade finance, and the Covid-19 Crisis. Trade Finance, and the COVID-19 Crisis (June 19, 2020).Frost, J., Gambacorta, L., Huang, Y., Shin, H.S. and Zbinden, P., 2019. BigTech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Economic Policy, 34(100), pp.761-799. （本文作者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张弘顼。报告原标题《突围价值链，发力硬科技— 基于大数据聚合分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