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下一个“高通”

　　“一些美国同行问我，中国目前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还是一个婴儿，好好吃米粥就行了，怎么能吃牛排呢?”

　　这是国家发改委价监局副处长刘健在高通反垄断罚单公布后，出席一场研讨会时透露的信息。在分析人士看来，“牛排”便是指“高通案”这样走在全球前沿的复杂案例。刘健的回应是，为什么不能把中国机构看成一个茁壮成长的少年。

　　目前，距离高通接到60.88亿元行政处罚决定书早已超过三个月。但这场反垄断的处罚并未就此终结。

　　由于高通案最终的处罚，给予了一个示范性的开放结论，因此，执法规则的最终确立，还需要一系列相关的类似案例以及具体的行动指南。这涉及到一个国家未来的总体政策取向，即如何在保护创新与打击垄断之间选择平衡点。

　　从更高的层面说，反垄断的经济学原理之一是博弈论，除了企业之间的博弈，在全球价值链中体现出的产业和国家利益也是另一个维度上的博弈。

　　3月末，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obLew)拜访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谈及高通调查案之后，中国整体(通信)市场取向如何。

　　在这前后，参与此案的中方执法团队成员，也在华盛顿、日内瓦等国际会议上，密集遭遇到了美欧同行们的进一步质询：未来，中国在知识产权密集领域的反垄断执法该如何取舍?

　　交锋背后，中美双方都在快马加鞭，制定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的行动指南。

　　谁将是下一个“高通”？是迫近而又待解的悬疑。

　　“类高通”诉讼和举报

　　国家发改委今年2月份对高通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依法作出处理，责令高通公司停止相关违法行为，处2013年度在我国市场销售额8%的罚款，计60.88亿元。

　　罚单开出之时，整个行业震动了。高通案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显现。

　　首当其冲的，是相当多的“类高通”诉讼和举报开始提上日程。

　　等待靴子落地的过程中，记者从超过十处业界信源了解到，全行业都开始掀起反垄断举报热潮。其中，相当多主流律师事务所感觉到反垄断合规、举报和应对审查业务量的明显提升；同期提升的，还有知识产权类诉讼。

　　今年3月21日，刚刚履新的国家发改委价监局局长张汉东在中国社科院举办的内部研讨会上表示，对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不同的国家，以及国家的不同时期都会有不同的选择，我国目前需要在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加强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执法。

　　这意味着，“类高通”案件依然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反垄断执法部门重点关注的领域。

　　举报或诉讼案例的大量出现，除受到了巨额罚单的鼓励，也是为了应对“高通案”带来的余波。

　　在“后高通时代”，可能会有更多没有产品、仅有专利的非实施实体公司(Non-PracticingEntity)，进入市场，收取许可费。如果出现漫天要价的状况，也可能会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不利影响。

　　《第一财经日报》此前报道，在一个非公开场合，华为一位高层透露，许可费是实施方最头疼的事情，因为经常会遇到一个标准中有很多个权利人来找中国厂商收费。华为制造通讯设备或者手机，用了一个标准，标准里面有5～10个必要专利权人，每个人来找华为的时候，都说“我要你销售额的1%～5%”，最高甚至要7%。如果有10个人的话，可能把产品销售额的50%都给收走了。“这些权利人应该主要指高通，或是与高通模式类似的公司。”一位接近工信部的人士说道。

　　华为不会是唯一遭遇此类情况的手机企业。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步步高、魅族、小米等具备了市场影响力的手机企业，都有可能被某些不做手机的专利权人攻击。

　　从长远来说，“高通案”也会影响爱立信和诺基亚等在中国大陆地区或海外向中国厂商主张专利费的预期，例如爱立信在印度起诉了小米，不再生产手机的诺基亚也就更有动力提高专利费。

　　这些新的问题和困扰，将是下一步执法的重点内容。谁成为下一个高通，也需要拭目以待。

　　最新消息是，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执法，中国已经将制定统一的规则指南列入日程。

　　刘健对本报记者透露，目前发改委正牵头起草国务院层面的规范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规制的指南，并于近日召开了第一次筹备工作会。

　　与此同时，在汽车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也开始平行制定。由于汽车领域足够复杂，于是把汽车售后涉及的知识产权反垄断议题纳入此项专门指南中。另有核心人士透露，上述两个指南的准备工作早已经开始，发改委将和商务部、工商总局，以及知识产权、反垄断领域的专家，分批组织相关企业讨论，力争一年内完成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