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内迁“后遗症”：部分员工生活太单调

　　据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在10月6日发布的消息称，富士康郑州工厂部分工人因加班及质量控制标准过于严苛，导致约3000~4000名员工“罢工”。

　　富士康集团随后在声明中表示，并不存在所谓“4000名员工罢工”事件，只是因不同部门间员工的沟通不畅，导致质量部门约有200余名质检员采取故意旷工的方式消极怠工。

　　10月9日，记者在富士康郑州厂区走访时发现，富士康内迁带来的“后遗症”更多在此次事件之外。

　　生活实在太单调

　　在富士康郑州工厂的10多万用工大军中，90后正在日益成为主力军。来自豫东开封的李瑞和来自商丘的王静虽然到富士康才7个多月，但已经成了这里的“老人”，前者20岁，后者19岁。

　　她们在富士康的工作是“品管”，即生产线上的制作过程检验。王静形容她们的工作，“每天就是在线上走来走去，看生产线上的工人有没有按照标准流程作业。”

　　一条生产线大概100多个工人，一般是两个品管负责督查。在今年3月份刚入厂的时候，王静觉得品管还是个不错的工作，在给爸妈打电话解释她的工作内容时，她还不无自豪地说，“人家干活，我看着，来回在生产线上巡视一下就行。”家人里觉得这工作还不错，“监督别人干活，挺好的。”

　　干了一段时间后，王静才发现这份工作并不那么好干，而且和她之前想象的也不一样。王静说她进富士康之前，预想着每天上8个小时的班，然后每周双休，周末可以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

　　但现实和她预想的有不小的差距，“说是上8个小时的班，实际每天都要加两个小时班，你得6点多就起床；你可以选择不加班，但没有全勤奖；之前也没想到从宿舍到厂区那么远，来了之后才发现还得坐车，既然来了，就坐吧；中午就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吃过饭就得进车间，吃饭慢了还有可能迟到；忙的时候一个月才休息一天。”说起不如意，王静可以列出一大串。

　　进富士康之前，她也没想到要上夜班，来之后是每个月轮换一次，上一个月夜班，上一个月白班。同白班一样，夜班也是10个小时，从晚上8点站到早上7点。“夜班可累、可累的，就算你什么都不做，你得睁着眼吧，确实瞌睡了，就去洗一把脸。”王静说。在富士康，加班、上夜班都是家常便饭，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排斥加班。王静的一个同事这个月加了100个班，拿到了他入职富士康以来最高的4600元收入。

　　在王静看来，这样的生活实在太单调、无聊，“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回去时候天已经黑了，整天就是上班、下班、睡觉，每天在那站10多个小时，下班后哪都不想去，就想赶紧回去休息。太没意思了！”王静说。

　　即便偶尔休息，这个厂区周边也实在没什么好玩的。富士康建厂之前，这里本是一片农田，富士康的出现就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除了工厂、宿舍基本没有什么配套设施。

　　设置在路边的一些简易房构成了服务这数万工人的主要场所。一位在路边摊吃饭的男性员工表示，富士康虽然在不断加工资，但加工资的速度，还赶不上周边物价上涨的速度。一年前刚来的时候，一个烧饼夹肉才2块钱，现在涨到了4块钱；以前4元钱一份的炒面现在都涨到了8块。如果加上抽烟，每个月吃饭、抽烟，就差不多花去了工资的三分之一。

　　除了物价涨得快之外，周边的环境也让工人们感到担忧。打架的、钱被抢的时有发生。王静说，每次路过宿舍区旁边一个没有路灯的小路都让她提心吊胆。

　　与为工人们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相比，当地政府更关注扩产、扩产、再扩产。富士康被看成了拉动当地增长的新增长极，即便在今年全国出口形势普遍不佳的背景下，在富士康的带动下，河南的出口额依然接近翻番。

　　在不断推高经济数字的冲动下，数万产业工人的生活需求被压缩到了最低。记者咨询富士康所在的郑州空港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他们也搞不清楚这里的公共服务该由哪里负责，他们更愿意谈的是厂房建设。

　　压力下的暴力

　　相比体力上的辛苦，王静说，每天都可能和生产线上工人发生的冲突，更让她一进车间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她不得不经常自我安慰，下班就好了。

　　作为品管，她的职责就是防止生产线上的工人不当操作，并记录下来上报给绩效考核部门。她的记录虽然不会对生产线上工人们产生直接影响，但会影响生产线线长的绩效，绩效和年终奖挂钩。

　　如果被她上报了不当操作记录，线长的年终奖受影响，“线长就会骂下面的干部，干部骂下面的员工，员工被骂后，压力被一级一级往下传。”王静说。不过，作为品管她也没办法。“如果在生产线上巡视10个小时，没记录一个问题，领导会觉得我们能力不行或者没认真工作，我们也会被领导骂。”王静说。

　　碰上理解的员工还好，碰上不理解的，不仅恶语相向，还要冒着被打的危险。经常被骂的基层员工甚至在某个时候就选择了用暴力来释放压力。“现在一些年纪小的，被骂得不爽，或线长说的难听了，就敢动手打自己线长。”王静说。她遇到的最严重一次是被生产线上六七个工人围攻，幸亏被周围的人拉开了。李瑞的情况则相对好一些，最严重的一次是被线上的工人围着骂，直到把她骂哭这些人才罢休。

　　但也有顶不住压力而崩溃的。9日中午，在富士康郑州厂区内，一位30多岁的男性员工在车间外抽完一支烟后忽然躺在地上大喊，“我是刘罗锅，我是刘罗锅……”随后被赶来的120急救车拉走。有围观的员工感叹说，“又疯了一个。”

　　现在王静巡线就很小心，尽量平衡一些。如果她在一条线上转的次数多了，生产线上的线长就可能会认为你在找茬，如果她在一条生产线停留超过一分钟，线长就会过来问，“有啥事吗？”如果你还不走，那线长就开始撵人了，“你是巡线的，老站我们这干吗？”暴力威胁有时候会成为最后的手段。

　　王静就曾经遇到过一次，临近下班的时候，生产线上的工人想快点结束，就直接拿着产品跳过她的检查，要装箱。当王静上去阻止时，对方理直气壮地说，“你哪只眼看到我装箱了？你还想不想在这混了？”“我们属于不同的部门，他们当然管不了我们，但他可以下班打你。有的就是威胁一些，但有些人憨啦吧唧的，下班还真就打。”王静说。中秋以来加班的这几天，就有好几个品管被打，有在回家路上被打的，也有在车间现场被打的。

　　10月2日，一位品管部门的女干部在生产车间被打后，最终酿成了三天后的“停工”事件。王静和李瑞均参与其中。

　　富士康的管理难题

　　品管部门女干部被打后的第二天，王静和李瑞就听说了要在三天后停工的消息，但她们还不确定是否真的会发生。她们也在通过手机和QQ与其他车间的朋友沟通。

　　第二天，王静赶紧和其他品管部门的朋友联系，确认其他品管已经停工后，她也立即回到了宿舍。她觉得这个时候，大家要团结。不然，生产线上的工人以后会更嚣张，她们对人身安全的诉求也继续不会得到公司管理人员重视。

　　回到宿舍后，她所在品管线的线长给她打了多次电话，她干脆把手机调成了静音。直到下午，她收到公司发布的一条短信，“对大家反映的安全等相关问题，公司会调查核实后妥善处理，公司会采取措施确保大家在公司的安全。”并要求停工的员工在下午4点半之前返回岗位。

　　她和其他车间的品管联系后，得知一些品管已经开始回公司上班。于是，当她所在部门的领导下午再次打她手机时，她便接了电话。“别人都上班了，咱也别不接电话了。”王静说。

　　对于这次停工，王静回忆说，“蛮好玩的。”在她看来，对这次的打人事件，公司应该会处理好点，“之前是给2000多块钱就搞定了，现在恐怕不能这么轻易结束吧，怎么也得给个说法吧。”王静说。她的一个品管朋友在网上留言说，“感觉今天就像梦一样，以后会是个回忆的！”

　　富士康集团新闻发言人刘坤表示，这次出现的短暂停工，主要还是在沟通上，了解员工诉求上做得不好。从公司管理者的角度，他没有必要偏袒任何一方，只是如何防止单个的纠纷变成面上的问题，可能我们的管理人员做得还不够细致。

　　长期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卢晖临认为，富士康迁到内地后降低了生产成本，但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根本问题，没有对管理制度做出变化，目前的半军事化管理不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所以只要不从根本上改变管理制度、改善生产生活环境，现在出现的问题日后还会经常出现。(文中李瑞、王静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