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华强北沉浮启示录：南中国制造业符号褪色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创 刘艳 “北有中关村，南有华强北”。曾一度作为深圳乃至整个南中国电子制造业符号而存在的华强北，正在淡出这个时代。

1月14日，因地铁施工围挡了四年之久的深圳华强北正式开街。华强集团在十字路口打出了巨大的红幅祝词，街道上旗帜飘扬，现场依然人头攒动。不同的是，曾与中关村齐名的这条中国电子第一街，即将变身为商业街——尽管卖的依然是电子产品。

这似乎是一个新的开始。在华强北围挡施工的四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的组装PC、山寨手机市场，被品牌厂商们冲击得七零八落；实业家们在国外投资建厂，掀起了一番关于制造业成本困境的大讨论；深圳的房价也在GDP增速“破7”后，突然赶上了北京。

华强北正在成为上一个商业时代的褪色标签。事实也近乎如此——品牌电子产品价格已不再高昂，廉价品的市场日益受到挤压；制造业面对各种各样的市场和非市场压力，很少人愿意继续投资实业，那些曾在华强北起家的人正在斥资大举购房。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倒腾进口电子产品到自行生产制造，从个人电脑到手机业的产业更迭，华强北见证过一波又一波的浪潮。现在，新的浪潮正在将这个地名远远的抛离。

一

2003年来到华强北的范伏清，已经离开了。

他说，这片土地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机会。曾经，范伏清在华强北见过一个铺面被转手了20次，见过一个4平米左右的铺面转让费高达400万元。而现在，位于华强电子世界三楼的一个档口，5.2平方米，月租4500元，已经空置了5个月。

范伏清是济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毕业生。2003年，他来到华强北住10元钱的宾馆，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卖手机的档口打工。当年从国外进来的大量韩国、日本、美国二手手机都按斤卖，虽然手机功能齐全，但由于没有号码，只能作废。范伏清的老板让他把这些手机拆开，壳子、主板、电池、后盖等配件直接分类，然后卖配件。

范伏清想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华强北一个电话卡商贩认识了电信技术人员，并通过关系从电信拿了10个号码的源代码，再让那个技术人员把源代码写入韩国手机，这个过程称为“烧号”。然后，他通过机器把系统从韩国手机中“抠”出来，找了一个懂韩文的朝鲜族的朋友帮忙，一个个地把菜单中的单词翻译成中文，将诺基亚的中文字库导入系统以便编辑中文短信，就这样，一个手机汉化中文系统便诞生了，这个系统后来卖了50万元。

在商机面前，范伏清选择了创业。

2004年，他便不再给常州老板打工，自己租了套房子，开始针对韩国、日本、美国等机卡一体机手机开发中文系统。2004年范伏清赚了400多万，其中最贵的系统卖50万，便宜的卖10万。后来他发现买了他的中文系统刷机卖手机的人更赚钱，到了2004年11月份，范伏清开始不卖系统了，招了一帮工人，自己进手机、买来电信的无绳电话号码、烧号刷机。最多的时候，范伏清招了200多个工人烧号刷机，到2005年6月赚了1000多万。

完成了原始财富积累的范伏清，开始在华强北开档口。之前的手机业务让他得以结识三星、摩托罗拉、诺基亚的一些人脉资源，于是他开始在档口从代理手机品牌，包括海信、中兴、中信和HTC以及戴尔等，2006年成为诺基亚代理商。

他记得，手机产业在2007年到2009年之间，“非常旺盛”，当时摩托罗拉出了一款V3手机，价格一万七，华强北的市场上，大家排队买，既有经销商，也有自己用的。而到了2010年，手机配件市场随之爆发，最多的时候，范伏清在华强北开了13家档口。范伏清说，三四楼的档口，许多外国商人过来专门进保护壳，一柜集装箱保护壳价格能达到70万，外国商人十柜、二十柜地进货。

然而，范伏清的档口生意在2010年达到了顶峰，从2013年年底往后便开始逐渐下降，直到2015年初，他关闭了所有的档口。同时，他的公司贝尔顺集团搬离了华强北，入驻了荣超经贸中心的写字楼。

如今那些仍在前往华强北寻找财富机会的年轻人，处境比范伏清当年更为艰难。近两年来到华强北的李涂壕和罗德，都抱着这样悲观的态度。李涂壕从2013年来到华强北，之前他在广州的一个档口卖摄像头。他称，广州没有生产能力，主要是销售，从深圳拿货，加价10%-20%卖。但李涂壕只在华强北做了一年就退出了，因为无利可图。

华强北在手机产业上逐渐失去竞争力，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

深圳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刘鲁鱼，1989年研究生一毕业，就到华强北工作，亲眼见证了华强北的转型升级，在深圳工作期间，他主持编制了3个有关华强北转型升级的规划。

11月份，刘鲁鱼在华强北转型升级国际高峰论坛上说，如今对华强北最新的规划，是2016年到2020年将华强北打造成商贸功能区。根据深圳市政府的规划，华强北的未来是“集高端消费电子新品发布、展示展览、用户体验、投资洽淡、合作交易五位一体”国际商贸功能区。

刘鲁鱼说，华强北现在面临着挑战，华强北是以实体店为主，近些年电商的崛起，使得消费流通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范伏清坦言，电商对批发商是有影响的，因为电商基本上把整个价格压下来，之后批发商去外面进货的时候，老板会说，你看你给我进这个价格，比线上的还贵，你说我怎么卖？“他会用这种方法要挟老板，每一次进货都越来越少。”

而在印度商人伟路看来，竞争者越来越多、山寨货拼不过品牌货都是华强北的生意比以前更为难做的原因。

2007年，在印度朋友的介绍下，伟路来到华强北，开始了自己的华强北生涯。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在华强北帮国外的客户看样品，然后报告给客户，如果客户需要，他会帮忙协调发货、进出口。

伟路说，现在华强北的印度人越来越少，因为很多中国人开始自己去国外做生意。他举例，以前在西方国家很难看到中国的电子品牌，但近年来，在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德国，他看到了中国的华为、小米、OPPO和乐视。

“大品牌价格都已经那么低了，还有什么山寨的必要呢。”伟路说，以前电子产品普遍较贵，所以华强北东西很有竞争力，但现在没有了。

伟路中文十分流利，他说，可能一个工人每月收入4000元，都会去买5000元的手机，并且现在的人用手机不像过去的那样用好几年，都是一两年、甚至半年就会换。“现在各种贷款、分期付款还那么多。”伟路说，他认为人们的消费选择已经十分多样和丰富。

360董事长周鸿祎曾说，手机行业已经是一片“血海”。而在华强北，利润逐渐走低，让许多商家难以为继。“现在能在华强北生存下来的估计都是有工厂支撑的。”李涂壕说，没有工厂支撑，价格就会贵很多，从工厂拿货肯定要加10%-30%的利润，再卖出去也要加10%-20%，价格高了就没有竞争力了，从前倒买倒卖的方式难以持续。

同样在华强北开档口的罗勇感同身受，他说卖给国内市场的产品利润非常低，一百多块钱的东西可能就只赚两块钱，很多人很怕被别人抢生意，就一直打价格战——10块钱的东西能赚1块，但为了卖得出去卖得多，就只卖9.5元，价格一直压，压到最后就是利润越来越薄。

伟路认为，这是因为现在做生意的比以前多太多了。他用蛋糕举例：2007年有一个蛋糕，10个人可以切；现在一个蛋糕，20个人切。

由于利润低，档口的高昂转让费自然也逐渐消失。罗勇说，2014年飞扬时代大厦一个档口不到两米就要三万多的租金，现在很多档口降价了也没人要，有些一两米的档口还写着合租，没生意，一个月都赚不到几千块钱，有的店主已经出去开Uber了。

并且，那些完成了财富积累的人，如今未必再愿意回到华强北再将资源重新投入到实业中去，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印度商人伟路说，现在赚了钱的人，做投资的也多了，比如说买房子来卖。他的一个朋友，在美国买房，装修好，然后在卖出去，赚个20%或者10%。“大家可以进行投资，很多人就会想干嘛还要那么麻烦去做产品、工厂，弄得那么幸苦。”伟路告诉记者。浙江日康婴儿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洪利民也曾向记者报怨：中国房价高企，搞得我们信心都没有了，现在每个行业都做房地产，稍微有点名气的企业，都加入房地产这个行业，因为房地产这个行业的钱似乎太好挣了。

咨询公司波士顿集团在2015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综合各方面的成本，中国制造业仅比美国便宜5%。而制造业正是华强北得以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关键所在。

三

在政府对华强的规划中，未来要向高端产业转型。但在罗勇的销售结构中，华强北销往国内市场只做便宜货，因为“国内做高了做不起来”。

他举例，像钢化膜，现在天猫卖两块多包邮的都有，但这种是亏本的，这样可以把销量冲起来，带动其他款，比如一贴2.99元，可能还要倒贴5毛钱，就是超量带动其他的。“耳机也有十几块的那种，国内的人贪小便宜的多。”

罗勇也卖比较贵的一些产品，但销往国外。他在国内卖的耳机基本都是二三十的，销往国外的耳机则主要是四五十，主要卖往非洲，因为那边没什么品牌意识，功能良好就行。“如果国内卖四五十，消费者会问为什么只要二三十。”罗勇说。

物美价廉曾是华强北的一大特色，也催生了许多山寨、杂牌产品。不过范伏清的逻辑是，山寨货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市场对廉价产品的需求。

他说，假货的真正原因出在那些中间商，比如泰国的中间商来买货，会提出“最便宜就可以了”的要求，让商家把产品的功能做到用一次就行了，至于后续如何，他们并不管。而这样的货卖到市场后肯定会出问题，久而久之，便会行程中国货不行的观念。

而近年来，政府对华强北山寨货的打击力度要比以前严苛得多。赛格高管马林说，这并不是单单华强北要打击假货，在任何市场假货都是要打击的。

在一些商家眼里，对假货的查处让他们感到紧张。罗勇说，工商局来查，店里几百万的货放着，有的店家会试图私了，“我们隔壁那个做手机壳的被搞了一笔，花了两万多，工商说是三无产品。”

假货也的确是大量华强北商户无法回避问题。多名店主告诉记者，对假货的查处影响了华强北的生意。但是，这并不能构成“理直气壮”地卖山寨货的理由，尽管这是华强北存在了多年的基因。

至于政府对华强北的新的规划定位，伟路认为，成真可能性很大，因为如今大品牌越来越多，山寨的东西没什么好处，利润也越来越薄，消费者对于太便宜的东西也越来越不敢买。

但赛格高管马林则认为，政府规划总是跟随着市场走的，深圳是一个市场经济程序很高的城市。“华强北更的市场更是由商家们自发形成，没有什么规划。”马林说，政府只是“打哪指哪”，起到维护秩序、规划和服务的作用。

从低端到高端，从山寨到品牌，这的确是深圳市政府对华强北规划期待，而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前店后厂”模式的华强北，在中国制造业谋求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更有象征意义。

马林认为，与中关村不同，华强北最大的优势在于其身后拥有深圳市周边齐全的电子制造业，而中关村没有制造业的依托，则只能做倒买倒卖的活。

但如今，一方面宏观经济下行，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相较过去放缓。2016年前11个月份，中国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高于50%时，说明经济在发展；小于50%，说明经济在衰退）有3个月份低于50%，6个月份在50.5%以下。

另一方面，供给端进行改革，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转型，阵痛也难以避免。博世力士乐董事总经理刘火伟曾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对于许多小的制造业企业而言，“上工业4.0是找死，不上是等死”。刘火伟说，对于许多中小企业而言，投入资源进行升级改造，一不小心就会造成资金链断裂，走错一步就可能弄垮企业。

而严峻的环保形式与严格的环保监察，让一些上游制造工厂如同惊弓之鸟。去年12月，为期一个月的中央环保督察行动，在广东掀起了一阵环保风暴。截至12月27日，4205家企业被责令整改，立案处罚企业2341家，拟处罚金额7402.2万元。这样导致了相关五金金属、纸等材料价格的上涨甚至断货，业内甚至流传到了“有钱也没货的时代”。

一方面是华强北所依托的制造业面临着来自转型、成本的压力，而另一方面深圳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互联网与金融的发展成为了新的浪潮。不论是对投资者，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华强北似乎都没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一个理想的选择目标。

在产业的变迁和市场的优胜劣汰中，华强北已经不是当初那样4平方米的铺位要400万转让费的华强北。李涂壕说，他在2013年满怀大志来到深圳，但没想到现实跟想的差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