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华存储器项目需警惕三大风险，最根本的是如何“从学生变成老师”

由我国台湾地区第二大代工厂联电(UMC)与福建省晋江市合作的晋华存储器生产线已于7月16日正式开工。

福建省晋江市能挑起兴建存储器芯片制造的大樑，业界感到意外及兴奋。因为用常规思维分析，这简直不可思议。晋江市是福建省的一个地级市，有名的侨乡之一，它要参与存储器芯片制造，底气从何而来?

为了揭开这个谜底，晋江人动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先在北京召集专家，通过对《晋江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5)》进行论证之后，再决定举行奠基仪式，采用如此慎重的科学态度在国内也不多见。

依靠联电的技术

中国半导体业要迅速实现IC的国产化，在CPU与存储器之间选择了制造存储器芯片，这其实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决定。

福建省依赖其侨乡优势，采用与全球第二大代工厂联电合作，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三星、海力士及美光都袖手旁观，不希望有中国的竞争对手出现。

到目前为止，双方合作的方式如下，基本上是中国大陆出资，联电帮助工艺技术研发，然后将成熟制程工艺转移到晋华的生产线中。具体细节如下：

第一，联电接受晋华委托开发 DRAM 相关制程技术，技术主要应用在利基型 DRAM 的生产(起初是32纳米制程，之后技术逐步升级)，由晋华提供设备与资金，并支付联电技术报酬金做为开发费用，而最终开发成果由双方共同拥有。

第二，联电已经在南科厂组建超过100人的团队，投入 DRAM 相关制程研发，设立小型生产线进行试产。整个专案由前瑞晶总经理、现任联电副总经理陈正坤所领导。

第三，第一期月产12英寸6万片，投资370亿元，于2018年9月达产，预计年销售额12亿美元。而项目的二期工程将在五年内扩产至月产12万片的规模。

由于DRAM，包括利基型DRAM的设计相对并不复杂，只要购买先进制程设备，实现量产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业界仍然质疑，联电能否担当此重任?

据我的观察，联电的初始方针是符合实际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择利基型DRAM(采用成熟制程工艺)，它与标准DRAM不同，是服务于企业特殊应用的小众市场，通常三星、海力士等并没有固定的生产线，而是根据市场需求来插入按排;另一个是它的一期安排6万片产能，可能是针对这个市场的最经济平衡点，而不是10万片。

显然，由前瑞晶总经理、现任联电副总经理陈正坤领导，是这个项目最重要的保证。

对于晋华而言，选择有技术的合作伙伴非常重要，谁都希望”魚与熊掌”同时兼得,但又不能脱离现实的可能性。

晋华的三大主要风险

它的主要风险可能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存储器制造关键在于严格的生产线管理，提高成品率及控制产品的最低成本，即单位存储容量的成本,所以必须要有经过严格培训的一大批操作人员;其次，IP战及价格战，因为存储器技术垄断，“新进者”很难避开IP战;最后，我国台湾地区自身在存储器业发展中因缺乏自主技术而落败，我国大陆该如何自主掌握制程技术、以及未来的DRAM技术发展。

两岸半导体合作新的起点

一直以来，推动两岸半导体业合作，业界的基本看法是实现双赢,这也非常有利全球半导体业的进一步发展。此次晋华存储器制造项目的推进，可以看作是两岸半导体合作的“试金石”,它的长远意义不可小视。

晋华存储器项目不仅是中国首例DRAM制造项目,而且是首例在两岸半导体业之间真正实现的技术合作。

中国半导体业发展不太可能照搬别人已成功的模式，也不能用纯市场经济模式来解释一切。客观来看，晋华项目有许多先天不足之处，如缺乏工业基础、人材及经验等,但也拥有一定优势，如拥有领军人物及联电的技术支持，且福建省和晋江市政府有着积极向上突破、不畏困难的决心与信心。但是无论如何，要充分认识存储器产业的规律，包括周期性起伏、产品价格下降快，以及竞争十分激烈等。

晋华作为项目主体，在发展存储器的过程中，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出产品”，然后是“产品能在市场上立足”，再往后是要面对“很可能出现的亏损难题”。当然，更加根本的是，晋华要解决一个“由学生转变成老师”的问题。因为，晋华要吸取我国台湾地区在发展存储产业中的深刻教训(我国台湾地区曾为发展存储产业总计投入400亿美元，形成不弱的产能，却因技术工艺上不能自主而最终衰落)，从教训中寻找到成功发展的经验。

晋华DRAM制造航船己经启航，在中国半导体业史上尚属首次，也是两岸半导体业之间首次真正的技术合作，业界寄予厚望。全球半导体业也该改变思维，正确地认识与看待中国半导体业的迅速崛起，这是早晚的事，不可避免。

对于晋华存储器项目，要把它提高到中国半导体业发展的战略高度，盼望两岸半导体业合作能开创一个新的纪元，并能持续深入下去。对于大基金,它能支持一个地级城市兴建存储器芯片制造项目，这也是第一次，真心佩服大基金的真知灼见。事在人为，相信福建省和晋江市的能力与决心，盼望能用“晋江模式“在中国半导体业发展中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