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融资千亿，武汉弘芯为何却落得倒闭下场？

主导“千亿芯片项目”的武汉弘芯,草草迎来了终局。

2月27日,集微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武汉弘芯半导体现已开始遣散全体员工,其高层在微信群中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结合公司现状,公司无复工复产计划,经公司研究决定,请全体员工于2021年2月28日下班前提出离职申请,并于2021年3月5日下班前完成离职手续办理;休假人员可于线上办理。

而在三年前,弘芯还是知名的“国内造芯”顶流:总投资额达1280亿元,两度入选“湖北省重大项目”,在2019年,弘芯更是聘请前台积电二号人物、台湾半导体元老蒋尚义前来掌舵,并引入了ASML光刻机,一时风头无两。

但当这个“造芯顶流”不明不白地落幕后,我们才会真正反思弘芯带给我们的启示。

曾是政策风口上的“猪”

对于移动互联网,雷军曾说过一句名言:“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这句话放到半导体行业上,也是如此。

从2010年开始,中国半导体企业数量就一直在稳定增加,2016年之后,我国半导体企业数量开始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但同时企业吊销数量也开始增加。在中美贸易战正酣的2019年,我国半导体企业新增注册达9400家,注销量也来到了历史之最,为34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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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环境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根据集邦科技的统计,从2019年年初到2020年6月,我国半导体设计公司从736家猛增至1362家。业内测算,2020年我国集成电路销售收入达到8848亿元,平均增长率达到20%,为同期全球产业增速的3倍。

我国也一直对芯片行业采取减免税收等政策优惠,并在2014年启用“大基金”来支持集成电路行业发展,去年八月,国务院发布了有关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细化政策,芯片高潮正式来临。

但问题也恰恰出自于此,雷军在后来解释过“风口上的猪”的含义,他认为创业成功的本质是找到风口、顺势而为,但反过来讲,一旦创业风口来临,也容易被一些投机取巧之徒利用。

2017年,创始人曹山和一众丝毫没有芯片行业经验的人创立了武汉弘芯,并很快就拿到了武汉市西湖区政府的大笔资金注入,曹山等人就是凭借着政府旗号,挖来了蒋尚义和他手下的一批干将,随后又利用蒋尚义的名声从ASML那里顺利买来了光刻机。

但在光鲜背景下,武汉弘芯的问题接连浮出水面:手握百亿资金,大肆扩张的弘芯却给不起施工款;账目混乱,不少款项的去向蹊跷;光刻机到手,但技术并不先进,仅一个月就抵押给了银行;芯片老将蒋尚义虽是CEO,但没有任何实权。最终在去年七月份,武汉弘芯曝出资金链断裂问题,扯去了最后的遮羞布。

但令人痛心的是,武汉弘芯只是一个典型案例。近两年,成都格芯、南京德科码、陕西坤同、江苏德淮、贵州华芯通等多家半导体企业陷入停摆风波,很多都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投资,为了消化这些烂尾项目,地方政府只能四处找人接盘。去年十月,国家发改委特地强调,地方发展芯片造成重大损失的,将进行将通报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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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钱还是骗局?

虽然弘芯事件又一次引发了公众对于“补贴欺诈”的批判,但锋见认为,地方半导体项目“停摆风波”,不能全部归结于那一小撮招摇撞骗之徒。

不可否认的是,上文提到的山西坤同和江苏德淮,就是典型的“骗补贴”企业。他们利用了地方对于高新产业的盲目狂热和不专业,将大笔资金纳入到自己名下,让厂房空转,最终人财两空。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也不是技术和资金就能解决的问题,从宏观角度讲,国家和地方大笔资金涌入高新项目,既是对建设当地产业集群建设的热切,也是半导体发展的趋势所致。

过去十年,全球半导体行业都在经历猛烈的“兼并热”,在多元的客户需求和猛烈的技术迭代面前,原有的研发成本已经难以维系。埃森哲就指出,2008年,美国市值1亿美元以上的半导体企业有130家,到了2018年仅有72家,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并购金额也从2010年的百亿美元稳步上涨,去年甚至飙升到千亿级别。

虽然我国自主半导体行业尚处于发展期,没有被大规模卷入“并购热”之中,但合资企业却因此受到了巨大影响。由于全球半导体行业开始壁垒化,不少资金和技术没能跟上队伍的外资企业,也只能收缩战线,这让本已谈好的中国合资企业出现了裂痕。

以成都格芯为例,在建设初期,格罗方德的大厂地位基本无人质疑。但在建设前,格罗方德就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重资产模式的晶圆厂也进一步拖累了它的现金流,总投资600亿、地方政府投资70亿的成都格芯工厂最终不了了之。

如果说成都格芯的关停,还能说是成都市政府的专业度不足,那么贵州华芯通的停产,则未免让人唏嘘。贵州华芯通的诞生原因,是高通希望藉由合资工厂来释放对华友好态度,而贵州也希望借助引入高新企业实现转型。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在2018年,高通开始逐步收缩战线,降低了服务器芯片等旁支业务的开销,而这正是华芯通的主营业务,当华为等竞争对手拿出昇龙4800服务器芯片时,华芯通的倒计时也就开始了。

虽然芯片产业受到政策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依然离不开市场需求。以高通与大唐合作的瓴盛科技为例,其业务模式是推广手机低价芯片,为此它在建立之初还引起了国内半导体行业的轩然大波,许多资深人士出来指责此举为“引狼入室”。但时至今日,瓴盛科技依旧没在国内掀出什么水花,而大唐也没有通过瓴盛成功实现自身转型。

锋见认为,芯片行业(尤其是晶圆厂)重资产、高投入、高风险的投资模式,本来就需要政府财政做一些适当“兜底”。虽然弘芯事件令人不齿,但我们恐怕很难指责华芯通的投资失败,芯片无论再怎么高深,终究逃不过市场规律,投资失败不可怕,无脑盲目才最可怕。

如今“芯片荒”来临,海内外半导体企业都在重拾晶圆厂模式,但这也无法否认在2011-13年半导体寒冬来袭时,各家芯片制造厂纷纷舍弃全包式的IDM生产,而启用外包性质的Fabless生产模式的举措是正确的。正是由于Fabless生产的崛起,台积电和大陆半导体产业才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只不过时代在变,当芯片行业不可避免地回归到重资产模式的时候,其失败导致的亏损系数也在变大。

引申来讲,公众对于地方投资的态度也应转变,当我们赞扬合肥政府引进京东方、长鑫和蔚来的眼光时,不能忽略合肥的区位与人才资源,更不能忽略合肥投资背后的风险,当合肥敢于拿出一年财政收入的80%做投资的时候,当京东方一连数年都无法盈利的时候,我们对“投资代价”也必须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亏损不是洪水猛兽,投资这事,缓不得,但也急不得。

来源:雷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