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不久前福建宏芯收购德国爱思强案遭遇的审查事件，在11月2日的商务部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德国一些官员和民众担忧中企赴德并购会把德国的技术和工作岗位转移走是不必要的，中方希望，德方重启对并购案的安全审查仅为个例。
然而，随着中企海外并购井喷式的增长，以及结构上迈向更高端领域，中企海外并购的风险正在与日俱增。
中企海外并购过程中有哪些风险？如何看海外并购的效益？如何加强风险把控与应对？政府层面又需要怎样的经济外交博弈？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下简称《21世纪》）就此专访了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
高端领域中企并购摩擦频发
《21世纪》：继中化收购先正达遇阻后，德国对中企并购爱思强案重启审查，中企海外并购近来为何频频遇阻？
白明：首先是中企并购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的缘故，过去中国海外并购规模不大时，这个问题并不突出。
其次从结构上看，越是高端领域并购项目，阻力越多。过去中国对劳动密集型项目的投资并购，国外十分欢迎，这为他们带来订单、就业、出口、税收。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开始更关注高端领域的并购，中企需要将自身的优质要素和国外的优质要素结合起来，然而在后者看来，中国是从他们那里索取这些要素。所以，很大程度上，中国现在的并购已经不是以往的那种形式了。
《21世纪》：当下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有哪些形式？
白明：并购有很多种，有市场驱动型，也有要素驱动型。
市场驱动型有结合性的，也有竞争性的，前者比如你提供市场，在他这儿投资，国外愿意看到这种并购；然而如果并购后与当地产生竞争，对方就不愿意促成并购。
要素驱动型并购需要考虑劳动、科技等要素的结合，一般国外更希望提供劳动要素，这能给他们带来就业；科技要素上，他们更希望是你带给他，而不是他给你。
此外，当下跨国公司的国际并购更多的是从经济安全、规模经济、资源在全球布局、产业链完整性等来考虑，这些布局涉及更多的是一些比较高端领域项目，而这些领域的外企讲究“门当户对”。
《21世纪》：怎么理解并购高端项目时外企的“门当户对”心态？
白明：并购和海外投资不同，后者是到国外创建投资，此前没有标的企业；而前者则是直接买下已存在的企业。这时，并购对象就会有这种心态。
此外，并购一般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有高科技产业，在经济疲软时处在一种矛盾之中。他既希望你来救他，又不想轻易地放出控股权。
中企在德国遭遇的阻力就是典型，中企在德并购的都是高科技，机器人、半导体芯片等，因而受到阻力。
不能在并购中丧失产业链主导权
《21世纪》：除了审查，中企的海外并购还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白明：审查只是准入环节风险，进入之后还有更多的风险。
第一个就是水土不服问题。并购后能否有一个和国内对接的管理层是个挑战。当地管理层的理念是否能与国内理念对接、其利益是否能与母公司捆绑在一起，都是问题。
不少人认为，并购应用当地的管理层。其实，前些年外企来中国都要求中国员工适应国外的管理方式，我们对外并购又让我们适应国外。我认为这应是一个相互适应相互磨合的问题。而且，被并购公司一般经营都有问题，而这些问题肯定跟管理层脱不了关系。
另一个风险是未对企业负担做合理的评估，并购不能光看资产，也得看负债，另外，其职工安置、工会等都和国内不一样。
第三是要注意并购对象的经营环境风险，包括上游原材料供应有无保障，市场销售如何，对周边基础设施也需要细致评估，比如该国物流条件、电力供应等，此外还要注意当地的信用市场、银行信贷等风险。
第四是当地的法律法规风险，这些法规是否能接受，出了问题如何处理，当地有没有维护我们权益的代理人等问题都需要考虑。
最后一个是社会环境风险，针对并购对象所在地的宗教信仰、党派纷争，社会秩序，要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机制。
《21世纪》：应对上述风险，中国企业该注意哪些问题？
白明：企业海外并购一定要找到价值互补的融合点，要通过并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相互嫁接，一些工厂里的破铜烂铁是有可能变成宝贝的。
在此过程中，一定不能丧失对产业链的主导权，并购本身是一个资源互补的行为，此间他对我们的依存度一定要大于我们对他的依存度。尤其在高科技等高端行业，我们有局部优势，而对方也有一定积累，如果无法掌握产业链的主导权，蛇吞象的现象完全有可能发生。
在高科技领域一定要注意准入风险，警惕投资保护主义。当其他国家控制准入时，要有准备，一定要强调“你不让我进入，你受损失”的原则，并在初期谈判中设置相应的条款，从而最大程度地争取主动权。
用经济外交为并购拓展新空间
《21世纪》：政府层面该如何应对海外并购的风险？
白明：在市场准入上，国家之间也有一个博弈场。比如，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德国的经济部为诸多领域的并购设置了障碍。
过去中国没有资本去博弈，别说不让人进来，还要央求外资进来。但现在不一样了：德国有西门子高铁，我们高铁的性价比不差于他们，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巨大的市场潜力为中国在市场准入上的平等博弈提供了筹码。
中国需要把握好《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在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上做好安排，现在世界上有3000多个投资贸易协定，自贸区中投资的成分越来越多，中国需要研究包括TPP在内的各项协定，在竞争中立、环保、工会等各个领域分析清楚利弊得失，尽可能为中企的海外并购提供政策支持。
此外，中企的海外并购很多是在境外合作区开展的，可以以此为载体来保护我们的利益。在经济外交上为中企并购拓展新的空间。
《21世纪》：不少中企海外并购遇阻的背后，有部分国家政治上的考虑，对此如何看待？
白明：是有这因素，其深层仍是冷战思维，尤其在高科技产业，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领域，它受到的安全审查等约束比较多，这里面都有各国的政治考量。
比如前几年中海油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本来都谈好了，最后还是遭到美国国会阻拦，美国众议院安全委员会还限制华为、中兴进入美国，即便是联想，也只同意并购IBM的个人电脑部门。
这些政治考量会更多地针对中国国企开展审查，尤其是竞争性领域。但这更多的也是一种借口，如果国企过去是为他带来就业机会，他就装作不见了。
《21世纪》：商务部研究院前不久发布的一个报告称，完成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仅有13％盈利可观，为什么？
前些年，我们的企业走出去除了企业的自主行为外，还有是一些政府导向性。一些国企“走出去”是为了完成任务；另外，民营企业也有跟风现象，特别是浙江一带的企业。其中不免有一定盲目性和投资失误。
此外，中国企业的并购投资，不能只看直接利润，还要看对国家的外溢性。前些年中国在资源领域的投资有助于提高中国在该领域的的话语权；如今在高科技领域的并购，也有助于我们抢占未来产业的制高点，甚至形成中国主导的国际竞争秩序。
新闻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文中所述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icspec立场。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icspec App。如对本稿件有异议，请联系微信客服specltk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