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压力炸锅 半导体产业何去何从？政经学者看未来科技产业

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迄今已经一个多月，猛烈炮火尚无停歇迹象。位於地球另一端的亚洲，却有很多专家学者警告占全球半导体制造半壁江山的台湾得小心美国和西方暂时无法从俄乌战争分心，国内可能因此获得进攻机会。企业如何因应地缘政治与政治经济因素干扰？我们有可能看到俄乌战争引发世界大战吗？　

DIGITIMES在近期的圆桌访谈中，邀请到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政治系国内政治助理教授朱明琴与Hinrich Foundation研究员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与商学院助理教授Alex Capri，讨论企业策略应如何随着这些新趋势演化。　

DIGITIMES：朱教授在2008年的论文正确地判断当时美国与台湾公司将芯片制造外包到国内去会对这三方都造成严重的国安问题，而您在2020年接受我们采访时也警告说，台湾半导体厂必须非常注意国家安全议题，因为美国会以国家安全为名，持续收紧对科技的控制。美国的策略是否成功地放慢国内在半导体技术上的发展？您会建议半导体厂商如何因应中美地缘政治深不可测的不确定因素？

朱明琴：华府以出口管制掐住国内对进口半导体产品与尖端半导体科技的咽喉，为「川普规拜登随」，延续到现在。　

美国的目标是运用出口管制来禁止国内军方使用半导体技术，限制国内军事武力的现代化。许多引人注目的国内企业如华为、中芯和飞腾都因此上了美国的实体清单。飞腾是个值得注意的案例，其设计的芯片是用在模拟解放军东风十七型极音速弹道飞弹使用的超级电脑上。东风十七型据传可躲过美国与其亚太盟友的飞弹追踪系统。

我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在防范国内取得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来说，大致上是成功的。最重要的例子是，ASML无法把制造7纳米以下先进制程芯片的EUV设备卖给中芯。美国调整「外国直接产品规定」(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 FDPR)，延伸美国对其他国家供应商对国内市场销售产品的控制。但适用於这规定的厂商还是可以申请出口许可，只要国内客户能证明没有供应国内军事工业相关用途即可。

对於半导体公司的建议，我想他们在拟订企业策略时，需要深入了解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各种影响因素，如何重塑更广泛的国际关系。

DIGITIMES：也许这就是为什麽台积电要聘请一个政治经济博士来为他们专职工作。Capri也写了许多关於科技民族主义的论文，是否可告诉我们，科技民族主义正以何种方式重塑我们的世界？你之前说过，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70年其实在历史上是个特例，并非常态。如果世界潮流正在走回头路，企业又该如何为此作准备？　

Capri：首先我要说，我非常同意朱教授的看法，并补充一下，美国将半导体供应链先进制程进行出口管制发挥重大效用，出口管制和贸易制裁暴露国内依赖美国尖端技术。　

以华为为例，因为台积电不再能供应芯片给该公司而无法销售5G手机；美国半导体制程设备厂如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与Lam Research也被禁止销售设备给国内，不再有最低门槛(de-minimis)的漏洞可钻。

我认为未来美国还会对俄罗斯与其他专制政权推动更多这样的FDPR，美国仍然控制着半导体关键技术的价值链咽喉。在这些价值链上游，几乎都是美国公司的天下，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英国的ARM。

当美国政府视半导体供应链为武器，国内唯一的希望就是去游说那些活跃於国内市场的美国半导体厂商，由其去华府游说美国政府放松出口管制和贸易制裁。但我认为在先进科技上，国内要实现其双循环目标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从科技民族主义的角度看，根本就是难以实现的目标。　

但重商主义一直以来就是世界的基调。回溯历史，在二次大战後的布列登森林协议签订前，在大家接受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减少管制有其好处的经济理论共识之前，当时的国际贸易史就是某种重商主义版本的历史。　

国内当然就是一个新重商主义国家，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建立在某种混合型态的重商意识形态之上；在过去30～40年高度全球化历程中，国内一开始在自由市场经济系统中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是因其其对全球GDP的贡献相对有限，国内共产党当时的地缘政治野心也不明显。当然，这一切都已经改变，国内经济以购买力平价而言已经是全球最大，且其地缘政治野心已有目共睹。　

国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後(WTO)，我们看到国内新重商主义制度的扩张，基本上颠覆国际秩序，冲击欧洲、美国，以及对世界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使後者倾向采取更多的贸易控管。接着也就对於科技有了更多的关注。这世界正在往重商主义後退，是整个贸易史一再重复的主题。因此我才会说，之前的70年基本上是历史的特例，而非常态。科技民族主义正使我们回到将科技与经济、国家安全，甚至是社会安定连结在一起的历史循环当中。　

DIGITIMES：企业该如何在不确定的时代做准备？　

Capri：他们需要了解，在拟定策略和模拟场景时，必须把地缘政治的考量优先放在经济考量的前面；如果我们正走回到新重商主义以及科技民族主义的世界，意味着将受到许多非关税手段如出口控管与贸易制裁的限制、会见到更多规范科技如何运用的价值观与标准被制定、意识形态价值观与地缘政治因素被植入价值链当中，於是开始顾虑产品是外包给谁，卖给哪些人等。因此未来的时代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会受到最新的局势所影响，例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或是在南海发生的事件等。

DIGITIMES：当地缘政治牵涉其中，世界只会愈加复杂。但现在也有其他影响企业决策的因素，例如COP 26要求在2050年达成的净零碳排放。此外，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都释出政策诱因，希望吸引台湾或其他国家的半导体公司到当地投资生产。我们未来会看到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如何转变？

朱明琴：要看情况，因为各国提出的补贴或条件，例如欧盟，未必足够吸引半导体大厂如台积电。我记得几年前到印度德里的智库演讲时，他们也问我有什麽方法能吸引台积电到当地设立晶圆厂。　

企业经营的本质是追求股东权益极大化，最终还是要由企业决策者来决定是否值得到每大洲设厂。我也认为气候变化因素会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可是半导体供应链不同分工的主要企业本来就分布在全球不同的地方，例如美国是在EDA及IC设计上独步全球，制程设备则是欧洲、美国、日本厂商的天下，至於制造，则是台湾、韩国和国内为主力。可是美国制造的全球占比已经从1990年代的37% 在2020年降到12%。我不认为这些以区域为基础的政府主导力量会在短期内改变我刚刚描述的产业轮廓。但这些以区域为基础的补贴配套则是会让全球的半导体公司人才竞争更加激烈。美国最多能做的就是确保一些运用在关键与敏感国防系统的利基半导体制品在美国制造，这是美国维护国家安全最该做的事。　

Capri：这点或许是我跟朱教授观点最不同之处。我认为如果要把半导体制造放到印度会是很困难的事，可是美国和欧盟的芯片法案(CHIPS Acts)如果透过正确的政府与民间合作方式，是有机会成功的。我觉得在一个对国家安全有急迫性的背景下，战略芯片的制造在一段时间後，将移回本土封闭性的保护环境(ring-fenced environments)，毕竟美国与欧洲企业并未失去其在创新上的领导地位。而且1980年代美国已经透过「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ATECH)，结合国防研发经费与民间投资和大学研发能量与人才，成功超越当时做为市场霸主的日本，我相信官民生产夥伴关系是有可能在半导体产业再次成功的。

有几个因素正在推动此趋势：其一是电动车市场的兴起，且这个产业是高度区域化的，开始与国内进行竞争，降低过度依赖国内供应链。脱钩国内供应链上游例如稀土与锂电池的过度依赖，有其必要，而且我也不断在之前的文章中强调当全球要去碳排，要减少碳足迹，即需要整合区域化的电动车生产生态与半导体产能，连同当地为军事需求生产也是一样。　

这是因为半导体供应链分布全球各地，碳足迹是非常大的。我记得以前在美国海关工作时，负责科技产品的关税执法，就曾看到一片晶圆要进出口8～10次进行加工的例子，如此情况迄今并未改变。未来我们会看到有些国家会针对供应链课徵碳税，增加其成本。而且我相信碳税会被用来做为(贸易战的)武器，也是另一个会促使半导体厂选择到当地生产的诱因。　

DIGITIMES：的确，未来的世界将以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方式变化。谢谢两位带来如此有启发性且知识性的访谈。

(本文为圆桌访谈内容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将於近期刊出)

责任编辑：张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