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人机的“得”与“失”

无人机领域在2018年1月底，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监管的大靴子终于抛出来，二是中国大疆的新品无人机Mavic Air在美国发布了。

顺丰双尾蝎无人机（资料图）

折叠后可以放入衣服口袋，最长飞行时间达21分钟，支持手势操作的Mavic Air，吸引了无人机爱好者的目光。

2017年大疆在中国销售额曾一度下滑。同在2017年，美国消费无人机市场实现了3倍增长，据美国公司发布的报告，大疆约占85％的市场份额，把份额第二位的美国三维机器人公司远远甩在身后。这也是大疆把新产品发布会开在美国的重要原因。

大疆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得益于深圳这个东方创新中心的完整产业链，和中国“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创业环境。 然而，自从2016年初无人机造成的各种麻烦开始频发，监管的声音渐强，2017年5月一度传出大疆要离开中国的消息。

有媒体报道称，DJI大疆创新副总裁邵建伙在某政府相关会议上称，如果黑飞导致的监管对大疆的发展造成超乎预期的影响，大疆将弃守中国市场，将公司搬往国外，将整个业务转移至海外。后来的媒体通气会上，邵建伙再次现身，表示该报道断章取义且并不属实。

在一篇《大疆退出中国市场是假的，但无人机的坏日子是真的来了》文章说，“频繁发生的无人机扰航事件挑动着大众的神经，也让国内无人机厂商坐立不安。作为民用无人机领头羊的大疆，率先发声：悬赏100万，奖励影响民航飞行案件举报线索的人员。然而，重金之下并无勇夫，万元悬赏也不了了之。”

其实，到目前为止，无人机没惹过大事故，但小麻烦的确不断。无人机行业有两种声音，一是希望加大监管力度，二是宣称无人机监管不能因噎废食。但资金就像树上的鸟儿，有风吹草动，就先飞了。

经过媒体放大的监管“雷声”一浪紧过一浪，无人机行业的资金投入迅速萎缩，大疆说国内的销量下滑，中国不少无人机厂家从2016年开始裁员。

实名制和恰当办法的监管，非常有必要。《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也是采取了开放的态度，正在征求公众意见。但是，更加立竿见影，低成本易操作的，是技术手段，尤其是厂家主动改进技术。

大疆在不断更新机场、军事、敏感和国家禁飞的其他区域，将民航局定义的机场保护范围坐标向外拓展100米形成新的禁飞区。飞行器无法在禁飞区内起飞；从外部接近禁飞区边界时，将自动减速并悬停。以跑道两端中点向外延伸20公里，跑道两侧各延伸10公里，形成大致20公里宽、40公里长的长方形区域为限高区（与禁飞区不相交的部分）。在限高区中，飞行器的限制飞行高度为120米。

发展和监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必须的，而且相互影响。一方面，中国消费无人机领先世界的成绩得来不易，多采取疏导和技术手段等，对行业发展影响小的监管方式；另一方面，监管技术的研发投入，要进一步加大，只有威胁不到民航和国家安全，对群众生活尽量减少干扰，中国无人机才能飞行正确的方向。

得和失，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副作用的药。监管的药方要兼顾发展，发展的药方要安全优先。只有两个药方彼此配合，厂家和监管方默契配合，就能减少监管和发展的副作用，就能让中国无人机更加壮大的同时，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安全。毕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让中国无人机得到的更多，失去的更少。（来源：新华网 作者：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