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饶毅没错，非升即走也没错，那到底是谁错了？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一场惨剧，揭开了学术圈讨论“非升即走”制度的序幕。6月11日，饶毅发表了一篇以《中国高校人事制度：关键的改革与质量的提高》为题目的文章，一举把这次讨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饶毅在文章中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预聘制非常先进，预聘制本身并没有错，北大清华的预聘制执行得非常好，预聘制并不等于非升即走。那么问题来了，如果饶毅没错，非升即走也没错，那么究竟哪里有错呢？可能，我仅仅说可能，有些大学错了、有些制度错了、有些环境错了、有些青椒错了。

饶毅教授对于预聘制的定义是什么呢？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行之有效的教师人事制度”。他心目中的预聘制核心是招聘、支持和晋升教授，一路上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每一个台阶都有审核，给资源、给待遇、给名额、给实验室、有明确的审核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得没错。但换个角度来看，国内除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其他大学的预聘制，与饶毅教授心中真正的预聘制，是一回事吗？

预聘制说到底是一个“制度名称”，非升即走是“执行制度的结果”，它们肯定不是一回事。前者既然是定义，就应该严谨；后者既然是结果，总有程度的差别。

如果说给予招聘来的人才优厚的待遇、研究的自由、优秀的硬件、充足的经费和招生算是预聘制成立的“前提条件”，那么很多大学所执行的只能算是加了引号的预聘制；如果说清华北大超过一半的通过率算是比较正常的非升即走的竞争程度，那么某些大学超过90%的淘汰率就不能算是正常，应该被定义为“耍流氓”。

饶毅与中国的预聘制，可以说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可以算是中国预聘制的塑造者之一。

饶毅教授自述，他和施一公都完整经历了美国高校的预聘制全过程，从助理教授一路走到讲席教授。饶毅教授参与制定了中国最早的预聘制——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预聘制。饶毅教授2007年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他在生科院实行了预聘制；施一公2008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科院长，也同样实行了预聘制。

2014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两校全面推行预聘制，施一公离开清华大学后，在自己担任校长的西湖大学也同样实行预聘制。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预聘制是相对比较成功的，否则不可能延续时间如此之长。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同样的预聘制，放在不同的大学里，自然长成了不同的样子。放眼全国，只有一个清华大学、一个北京大学。它们是国内大学食物链的顶端（或许这么比喻有些不够恭敬，也不够严谨），它们可以放手做自己想做的事，其它大学与它们丝毫没有可比性。

清华大学经费预算每年300多亿，北京大学虽然排在浙江大学之后位列第三，但也有接近200亿。985大学当中，年预算不足100亿元的占了绝大多数。大学之间的贫富之悬殊，远超一般社会大众的想象。

清华北大不仅没有经费之忧，也没有排名之忧，不需要各种指标来撑起自己的“架子”。清华北大的校领导没有职业之忧，不需要考虑在大学圈之内的升迁。清华北大的教师天然有申请项目和获得荣誉的优势。这里是淮南。

其他的985大学呢？校领导需要业绩，学校需要科研成果提升排名，学校需要花大力气去跟别的学校竞争资源和经费。假设，我仅仅是假设，让清华北大的领导和教授都去其他985大学，你认为他们是否还能保持如此“优雅”？这里是淮北。

有些乐谱看起来是那么高大上，一流的乐师演奏可以让你如痴如醉，换个二流乐师就让你如坐针毡。

在淮南，你想要的一切资源都有，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实验室给实验室，考核标准提前就给你定好，你只需要全力冲刺；在淮北，你想要资源必须要抢，不管是钱还是人，实验室的钥匙你未必有，考核标准可能一年一个样。

你说，是不是有些大学错了？

有一种预聘制，50%的淘汰率；另一种预聘制，90%的淘汰率。狗和狼都是犬科，但他们的名字不一样。

有一种预聘制，为的是帮人成长；另一种预聘制，为的是利用别人。鞭策是一个汉语词语，鞭笞也是一个汉语词语，他们是近义词吗？

有一种预聘制，既约束人才，也约束校方；另一种预聘制，只约束人才，不约束校方。权利和义务对等，是一种公平的体现吧？

有一种预聘制，有公平合理的评审流程；另一种预聘制，你说不清楚公平在哪。海市蜃楼也是楼，你也看得见，但你未必摸得到。

有一种预聘制，即便你被淘汰，还可以去别处试试；另一种预聘制，34岁的你看似未到绝境，却会处处碰壁。迷雾中你似乎看到有无数人一只手捂着嘴，另一只手在对你指指点点。

说了这么多，你还想讨论预聘制本身正确与否吗？我们不如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预聘制好不好？我们不如来讨论一下淘汰率多高才是合理的好吗？

你说，是不是有些预聘制走错了？

在有些大学，行政人员占比50%，几乎都有编制，教学岗必须面对非升即走，拿到编制靠的未必都是实力。在有些大学，非升即走针对的是教学岗，与行政人员不沾边，但在决定谁走谁留的时候，行政人员却站了出来，因为他们拥有些话语权。

在有些大学，院领导愿意设身处地为青椒们着想，想方设法去帮助他们；在另一些大学，青椒们不仅见不到院领导，想好好做自己的工作都举步维艰。

你说，是不是有些环境太差了？

有些人是过来人，他们已经获得了资源，拿到了职务，提升了地位，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关上了身后的门，甚至在门内加上锁，再钉上钉子。他们忘了，他们曾经也是青椒，他们从心里认为自己已经不是昨天的自己了，他们一定要守护住自己的利益。

有些人还没迈上台阶，他们拼尽全力想要的是一份稳定的教职，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面对超过90%的淘汰率，他们依然一头扎进“人海”，幻想自己是人群中少数的“幸运者”，寄希望于几年后审核制度会变得更加友好。

你说，是不是有些青椒错了？

结论一：与其说“非升即走”本身是个错误，不如说有些和尚明明没有念经的条件，还非要抢着念经，结果把经书念歪了；

结论二：想要讨论经书的问题和念经的问题，就得把寺庙、方丈、老和尚、小沙弥都拖进来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