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手自兹去：中美的新页与旧页

作者：戴老板

支持：远川研究所宏观组

1989年6月30日深夜，一架通体漆黑的C-141军用运输机在美国华盛顿郊区的Andrews空军基地秘密起飞。这架军用飞机的外部经过了涂装，抹去了一切军事标记，看上去就像一架普通的商用货机。而宽敞的机舱中唯一的货物，是3名神色沉重的乘客。

 

飞行日志的目的地是冲绳，但在波涛汹涌的北太平洋上空完成了一次惊险的空中加油之后，它直奔这次行程的真正终点：北京[1]。

 

经过22个小时的漫长飞行后，飞机从东海上空进入上海的空中走廊，并随即掉头北上。尽管已经提前得到通知，但仍有空防部门将电话打进了军委领导人的办公室[2]，请示是否击落这架不明国籍的飞机。最终在空管和军方的严密监视下，飞机降落在了首都机场。

 

降落之后，走下舷梯的是华盛顿两位重量级人物，一个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另一个是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他们迅速钻入一辆等候多时的黑色红旗轿车中，开始了这次紧张的秘密访华之旅。

 

两人抵达时，没有任何一名美国使馆的官员在场。在随后的20个小时内，他们密集拜见了诸多中国最高领导人，从总设计师到总理，再到外长和副外长，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此一无所知，驻华大使李洁明甚至不在中国境内，而是跑到韩国探望妻子去了。

 

中方的保密措施也做的非常严格，甚至超过了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3]。当时两人的全部行程轨迹，包括会谈、宴请、交通一律高度保密，所乘坐的汽车、所下榻的宾馆均不悬挂美国国旗，美方代表团抵达和离京均不发消息，拍摄的影像资料更是一律封存。

 

这两个资深外交官的神秘之旅，是受总统乔治·H·W·布什之托。老布什在1974年至1975年曾经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后面在里根政府长期主导对华战略。在一片黑云压城的国际环境中，他意图通过派遣特使秘密访华，来将岌岌可危的中美关系“拉回正轨”。

 

斯考克罗夫特对中国人来说也不陌生，这位资深外交官先后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任职，是“老朋友”基辛格博士的亲密伙伴。因此，总设计师会见他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知道你一直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的那次行动，你是参与的。”

 

然后小平同志又说上一句[3]：“像你这样的美国朋友，还有很多。”

 

 

 

01

 

 

1989年的访华的确是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来中国。在1972年那个“改变世界的一周”里，他的身份是尼克松的军事顾问。

 

有一件小事令他记忆犹新：“一天早晨，按照行程安排，总统应该上午9时前往故宫参观。早晨7时，我下楼去确认相关安排。当时路上积雪四至五英寸，我竟然看到几千人在拿着扫帚扫雪。9时，总统一行启程。从饭店到故宫，路面积雪已清扫干净。”

 

那会儿西方对中国感到既陌生又好奇。在尼克松访华的同一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受周恩来的邀请来华拍摄了《中国》。这段220分钟长的彩色纪录片虽然在中国被禁了接近30年，但在海外受到热捧，一度是西方国家了解当时真实中国的唯一影像资料。

 

1970-1974年的中美关系，被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定义为“重新唤醒的好奇心”（reawakened curiosity），1974-1979年的中美关系被他定义为“真诚的迷恋”（guileless fascination）[4]。此间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老布什，就是这种定义的典型代表。

 

1974年，乔治·H·W·布什来到尚未正式建交的中国，担任“驻京办主任”，期间他和妻子芭芭拉骑自行车逛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为他赢得了“爱骑自行车的外交家”的声誉。多年后他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访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还送了老布什一辆国产飞鸽牌自行车。

 

尽管在北京只待了不到两年，但老布什收获了大量高层的私人关系。1975年底他离职，回国出任中情局局长，中方罕见地在人民大会堂设宴为他饯行。席间总设计师表示：“无论你什么时候来访问，我们都欢迎，即使是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我们也欢迎。”

 

谁也不会想到，这段经历会为中美关系奠定了接近30年的基调。1977年老布什卸任中情局局长，以私人身份访华，负责陪同翻译的是一位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杨姓年轻人。多年后，这位年轻的翻译也在外交领域不断晋升，最后成为了国家外交战线的最高负责人。

 

进入到80年代后，布什家族开始在美国政坛上崭露头角。1980年老布什作为里根的副手担任美国副总统，1988年他带着里根巨大政绩的光环成功当选总统。1992年虽然在连任选举中败给了克林顿，但他的儿子小布什于2000年当选美国总统，把布什家族推到了巅峰。

 

因此，从70年代后期，到小布什结束两年总统任期的2008年，美国参与对华战略设计的政客基本上都出身于“尼克松-布什”这条轴线。尤其是在80年代，中美关系在这些政客和美国地缘政治目标的推动下，出现了一个不长不短的所谓“蜜月期”。

 

彼时的中美合作细节，会令当下的人倍感惊奇。比如1984年，中国被允许进口24架“黑鹰”直升机，这些飞机直到2008年还在汶川救灾中发挥作用。而在80年代末，我们甚至送了两架歼8-Ⅱ战斗机到美国去进行改造（和平典范计划），这在现在看来难以想象。

 

现在回过头来复盘，所谓“蜜月期”的出现主要有两个核心原因：一是地缘政治的需要，即所谓的“中美友好靠苏联”；二是体量不对等，中国是穷国，而美国是全球第一强国，因此无论“美国朋友”是来自于政界还是学界，看待中国的目光里充满了“俯视”，而不是“防范”。

 

而文章开头的秘密访华，实际上就是为了挽救“蜜月期”的成果。1989年的秘密访华很快就在年底被CNN报道出来，让老布什在国内遭遇了不小的压力，因此在1992年美国大选中，跟老布什对垒的克林顿把他跟中国的亲密关系，形容成“过于溺爱北京”。

 

但是在克林顿当选的1992年，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在总设计师南巡后骤然加速，这为90年代的两国关系带来了最大的压舱石：经贸关系。

 

 

 

02

 

 

苏联解体后，共同的“敌人”轰然倒下，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粘合剂已经消散，而“尼克松-布什”轴线的一众资深外交家暂时退出了对华政策制定的核心圈子，也让外界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倒退”的担忧，尤其是在克林顿上台半年后，就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银河号”事件。

 

“银河号”是一艘载有782个集装箱的中国远洋货轮，1993年7月7号从天津驶向中东。行至半途，美国却宣称“银河号”上装载有运往伊朗的化学武器原料，不仅截断了GPS信号，还令第7舰队派军舰尾随跟踪，最终“银河号”被迫在沙特停靠接受检查，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这激起了国内对霸权主义的漫天怒火，后来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在接受《面对面》专访时，用了17次“窝囊”来形容此事。这也为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奠定了基调：“蜜月”一词已是过去时，“遏制和接触”（containment & engagement）才是90年代的主基调。

而在“银河号事件”发生的第二年，冯小刚导演、姜文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却又热遍了大江南北，这从侧面反应了民间对美国经济文化和野蛮霸权的矛盾态度。在整个90年代，这种复杂的感情一直贯穿了台海危机、炸馆事件和考克斯报告引发的反华浪潮。

 

在太平洋两岸磕绊的同时，中美经贸往来的重要性开始凸显，这一点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由时任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和助理国务卿、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主导。两人在克林顿政府执政之后，就一直试图将之前老布什无条件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跟某些其他问题进行“挂钩”。

这一政策导向遭到了美国商界的强烈反对，1993年中国进口美国商品的总额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并以每年30%的速度快速增长，潜力巨大。而当时美国的能源、航空、汽车、通讯等行业正在跟日本和欧洲展开激烈的竞争，显然不想把日益壮大的中国市场拱手让人。

 

因此，当克林顿宣布“挂钩”政策后，中方便马上邀请“尼克松-布什”轴线的资深外交家如尼克松、基辛格、舒尔茨、亚历山大·黑格在1993年2月-5月期间先后访华。而之后，基辛格、伊格尔伯格和万斯等人公开表示：克里斯托弗-洛德两人搞的“挂钩”政策是失败的[1]。

 

而美国商界更是身先士卒。1993年5月12日，298家大公司和37个贸易团体共同致函克林顿总统，要求美国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而波音公司更是暗地里怂恿华盛顿州的一位众议员发起了要求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公开信，获得了160位众议员的签名。

 

最终，“挂钩”政策在一片口诛笔伐声中只持续了一年多，就被宣告破产了。

 

而纵观整个90年代，中美处处充满了这种磕碰，“热三年，冷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挂钩破产后热了一段，但台海危机时冷了，然后两国元首互访又热了，但炸馆事件后又冷了。在踉跄中，中美经贸总额从1990年的122亿美元，飙升到了2000年的744亿美元。

 

尽管“尼克松-布什”轴线不在台上，但“美国朋友”们仍在发挥着作用。比如1999年炸馆事件发生后，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傅高义这位“老朋友”就主动站出来，以“前情报官员”的身份怼中情局，指出他们宣称因地图错误而“误炸”中国使馆的说法并非事实，给我们递刀子。

 

当然，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中美两国产业结构的所谓“互补性”。美国《商业日报》就做过一个很让美国人“感到松一口气”的统计：1997年美国零售商从中国进口了10亿双鞋，价值90亿美元，但中国人已经从美国订购了387架波音和麦道飞机，价值180亿美元。

2001年，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尽管其在竞选时不赞成克林顿政府“中美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的说法，认为也应该将中国看做一个“战略竞争者”。但由于其幕僚团班子很多都来自于他父亲当年的团队，因此对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年的延续。

而一件小事，更是透漏了未来8年中美关系的前景：小布什入主华盛顿后吃的第一顿饭，是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一起。这位美国总统选的就餐地点，是华盛顿的“北京饭店”，两人就着卷饼和大葱吃了一只烤鸭——这是他1974年暑假随父亲来中国时养成的爱好。       

 

03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得到一个惊天的大消息：俄罗斯已和中方接触，准备大量抛售持有的“两房”债券。

 

大量抛售债券将严重打击外界对摇摇欲坠的“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的信心，并会导致全球资本市场陷入动荡。保尔森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中方进行了密切沟通，一再重申美国会确保中国投资的安全性，而中方也明确表态：不会抛售持有的“两房”机构债券。

 

中美在金融危机中的合作，是身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回忆录中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小布什政府执政8年中美关系的缩影。当然，这种关系得益于两个基础：一是“尼克松-布什”轴心重启影响力，二是911事件后美国精力转到了反恐。

 

2006年，代表美国精英观点的《普林斯顿项目报告》（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发布，明确表示：“美国的目标不应当是阻止或者遏制中国，而应当帮助它在国际秩序范围内实现其合理抱负，成为亚洲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主导这份报告的乔治·P·舒尔茨（GeorgeP. Shultz），就出自“尼克松-布什”轴心：舒尔茨早年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劳工部长，并在中美蜜月期期间担任里根政府的国务卿（1982-1989），跟时任副总统老布什关系密切，直到2015年还以90多岁的高龄跟基辛格一起访华。

 

虽然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等人不在外交一线，但他们仍然能够通过各种地缘政治智库组织来影响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而斯考克罗夫特更是在2001年到2005年担任了布什政府的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并协助巴拉克·奥巴马组建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团队。

 

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中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空前未有，经贸联系与日俱增。虽然小布什政府也试图将“接触”和“遏制”并举，但是中美贸易的相互依存已经成为两国关系事实上的“压舱石”，因此有人评价：小布什政府的两国关系是中美建交以来的最稳定的时期。

 

但随着中美国力差距的逐渐缩减，以及美国从反恐泥潭中抽身，太平洋两岸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供“美国朋友”穿针引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亨利·保尔森在卸任之前，留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这个交流平台。这也是他甚至小布什政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第一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6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美两国的代表团对着长长的桌子面对面坐着，中间放置了能够观看PPT的屏幕。保尔森领导一支由28名成员组成的团队，包括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而中方则有14名部级官员以及高级助手出席，规格极高。

 

这种对话贯穿了整个奥巴马执政期间，并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政府对华策略已经出现了改变，尤其是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后，奥巴马政府开始将中国定义为“非敌非友的竞争者”，并加紧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南海不断挑事儿。

 

当然，奥巴马政府的整体外交策略，仍然是坚持后冷战时代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倡导多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这意味着中美之间必定合作大于敌对。另外，2016年两国贸易额已经高达5786.7亿美元，这块“压舱石”又沉又重又贵，谁又敢来掀桌子推到重来呢？

 

这一切都被特朗普的崛起所打破。

 

04

 

 

如果仔细审视，你会发现“美国朋友”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反特朗普阵营的，即使是共和党成员。

 

作为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布什家族对特朗普的厌恶已经溢于言表。老布什已经向媒体证实他在2016年大选时把票投给了希拉里·克林顿，而不是投给同一个党派的特朗普。而小布什则更是明确表示2020年不会投票支持特朗普。整个布什家族只有一个人是懂王的粉丝。

 

亨利·保尔森也是特朗普的强烈反对者。2016年6月份他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中这样写道：“共和党推举出特朗普作为候选人，等于给根植于无知，偏见，恐惧和孤立的民粹主义背书。”言辞激烈。而同样的，斯考克罗夫特在2016年大选前也表态支持希拉里。

 

但在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的三十年后，一切都已物是人非。斯考克罗夫特的位子上坐着的是对华鹰派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国务卿的位子上换成了Mike Pompeo，前者昨天刚感染了新冠肺炎，而后者居然敢站在尼克松故居前发表对华挑衅性的讲话，How dare you!

 

而贸易的码头上更是站满了一水儿的强硬派：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这些人的名字早已在新闻中被中国人所熟知。在他们面前，连当年在WTO谈判中横眉冷对的铁娘子巴舍尔夫斯基，都显得更像个正常人一点。

 

中美关系的一个潜在准则是：两个国家需要用频繁的经贸纽带，来制衡意识形态的分歧，这就是“压舱石”应该起作用的地方。但正常的经贸来往开始被特朗普政府抹黑和污名化，并人为地设置无数障碍时，对后者的处理就会遇到重重困难。

 

当然，并非没有新朋友涌现。但无论是依靠上海工厂翻身的马斯克，还是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这是个“朋友”扎堆的地方）委员的苹果CEO库克，都远在美国西海岸的硅谷，对东海岸华盛顿的参与度本来就不高，对特朗普这种异军突起者则影响力更低。

 

到了2020年，亨利·基辛格已经98岁，斯考克罗夫特已经95岁，早已远离主流舞台，华盛顿最新炙手可热的中国通是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前华尔街日报记者，报道过SARS疫情，43岁担任国家安全助理顾问，能讲流利的北京话，被两党认同，对华强硬。

平心而论，自贸易战以来，中国其实变得越来越开放，无论是合资控股管制，还是金融准入门槛，中国基本上都沿着既定路线在走向开放，甚至某种程度上在加速。而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倒退，从贸易摩擦，到攻击华为，到疫情抹黑，再到撤销领馆，都不是由中国挑起的。

1965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由艾哈迈德·舒凯里（Ahmad Shukeiri）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说[8]：“打仗的办法就有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所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意思是面对挑衅，既要讲究策略和战术，也要有“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的淡定从容。

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中国就不害怕任何的挑战。继续改革开放，继续产业升级，继续发展民生，历史就一定站在我们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