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减速 下一波颠覆式创新路在何方？

　　OFweek电子工程网：硅谷还是创新圣地吗？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硅谷一直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欢乐时光。我在硅谷长大，从1977年开始就一直报道它，那时的硅谷正以符合摩尔定律的方式加速发展。不过，这五年来，由于库兹韦尔等人提出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即将诞生，有关摩尔定律的讨论又进入了新的层次。就在最近，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和霍金都在讨论说，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对人类而言，是现实存在的威胁。但坦白来讲，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你单独去看他们或者其他人对于硅谷的讨论，几乎都是关于半导体行业的指数式增长。但是我突然发现，这种增长趋势现在已经结束了。

　　现在，也许它并没有永远结束，不过这种增长趋势已经明显暂停了。一直以来推动我去报道的，在硅谷开发并改变了世界的那些技术，已经开始面临这一现状。虽然，现在的运算成本不只是简单的降低，而是以加速的方式在下降。但你猜怎么样？最近两年，晶体管的价格竟然已经停止了下降（译者注：摩尔定律可理解为大约每隔18个月，集成电路的成本就会降低五成）。现在，对行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时刻已经到来。

　　库兹韦尔争辩说，“你将科技发展的上升曲线与材料应用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即使硅被开发到极限，剩下仍有技术可以发展的地方”。也许他是对的，但这并不会在当下发生，因此，这也引发了关于未来计算机的应用及其对人类社会影响的众多讨论。如果我们真的达到了技术的稳定期，很多我们预见到的事情以及硅谷的意识形态应该不会发生。所以现在的发展并非是以我们预期的方式而进行。我看到太多能佐证发展减速的例子，实际上它们到处都是。但是，对硅谷的信仰，使得人们并未重视这些。

　　曾经我在追踪报道南加州举办的DARPA机器人挑战项目（译者注：一项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旨在开发半自主陆地机器人，用以完成危险、恶劣以及人体工程环境中复杂任务的项目）时，遇到过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最终决赛前8个月，主办方在佛罗里达的决赛地点举办了一场预热活动。当时的活动来了25支团队，规模声势浩大，这些团队带来了大型终结者式机器人，目的是让这些机器人能够在类似福岛的环境中进行工作。虽然这些团队花了18个月的时间研发这些机器人，但这些机器人当中，只有3个团队的机器人，实际完成了所有的任务。最终获胜的团队用时45分钟。这些团队有1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8项任务，而这些任务对于正常人类而言只需要大概5分钟就能完成，这其中包括驾驶车辆、穿过一扇门、扳动曲柄、开启开关、走过碎石滩、以及爬楼梯等任务。

　　对我而言，我根本不需要5分钟就能快速完成这些任务。而对这些机器人，它们却花了45分钟的时间。大部分机器人在第二个任务‘打开房门’那里就失败了。机器人领域的先锋学者，Rod Brooks在看到这些机器人如此艰难的去开门后，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真的担心“终结者”机器人，那么很简单，把门关上就好了。”所以，现阶段的科技发展，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完善。

　　我一直在思考硅谷的地理位置问题，实际上硅谷的位置已经发生了迁移。大约1年前，Richard Florida做了一项非常吸引人的分析，他将所有现存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地理位置整理了出来。从前，硅谷的中心在圣塔克拉拉市，但是按照现在的投资情况分析，它已经往北迁移了五十英里，换到了旧金山的波特雷罗山脚下。如果你住在旧金山的话，你能清楚的看到这些。曾一度作为硅谷象征的制造业，大部分已经搬去了亚洲的各个工厂。现在的硅谷，是做市场营销和设计的中心，它已经变成了跟之前非常不同的“硅谷”。

　　我一直在思考，硅谷是否已经发展到了稳定期或者说到了技术发展的尽头。之前我花了3到4年时间去报道机器人技术的发展。甚至更早，我在2004年就已经开始报道第一辆无人驾驶汽车技术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一直在关注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技术及传感器成本的大幅降低，使得这三四年来关于社会分工中自动化技术扮演何种角色的讨论越来越多，也引发了新一轮的自动化进程，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技术的发展，不仅使“蓝领”工作被永久地取代了，同时机器也在逐渐替代律师以及医生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传统的行业分工正在从“金字塔”顶开始被一点点替代。

　　在这轮新的辩论中，我的工作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在美国，关于自动化的辩论，会间歇性地不断上演。上一轮的辩论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不过却由于同时期发生的越战而过早终止。那个时候，辩论虽然已经开始，但是不久而来的战争将所有这些讨论全部一扫而空。现在的这轮辩论，恰似上次的一次“复仇”。2010到2011年间，我就开始报道白领工作的自动化发展。

　　人工智能远比你想的复杂

　　市面上有大量的书籍，类似《The Rise of the Robots》，《The Second Machine Age》，《The Lights in the Tunnel》等都声称，未来社会将不再有工作，机械自动化的快速发展将使得2045年以后，机器能够完成人类可以完成的任何事情。几年前我跟心理学家，Danny Kahneman吃饭的时候，曾激动地讨论这些观点，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制造自动化的到来意味着什么。Danny Kahneman说：“你没有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是吗？”当时的我非常疑惑。Danny却告诉我说：“对于中国，机器人自动化来的正是时候。”

　　然而，就在我们讨论人工智能、制造业和白领工作自动化的时候，忽略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全世界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大潮。抚养比率越来越高，人力资源越来越匮乏，因此机器人的出现恰逢其时。与从自动化角度看待人工智能相比，这是个全新的视角。

　　目前，中国实行单独政策，日本、欧洲均面临老龄化问题，老年人口数量猛增。欧洲现已投入了10亿美元用于老人看护机器人的研发。到2020年，全球老龄化将到达一个峰值，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65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大于5岁以下儿童数量。

　　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工作了两三年后，我发现，跟那些杞人忧天的想法相比，实际情况则更为微妙。Brynjolfsson、McAfee、Martin Ford和Jaron Lanier都曾写过快速进入自动化时代的文章，但是这里有两点需要考量：1.事实上人工智能研发并没有那么快。开展这些技术所花的时间比人们想象的长得多。2.人力市场结构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的机器人数量，比想象中多得多，而且机器人也需要一个合理身份。更何况，技术发展本身也会使这项工作充满曲折。

　　目前，我们正在加速开发图像识别技术。机器首先要学会如何辨识物品，然后才是如何理解情感，以及识别人类的声音和理解人类语言。目前，这些技术都在研发过程中，毫无疑问，它们会飞速发展，而“深度学习”技术将很大程度上增大成功的可能性。“深度学习”技术是指人工神经系统不断地开发迭代，这项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

　　人工智能的另外一个问题，即认知能力还尚未出现。我们在人工智能的研发方面，还没有开发出机器人计划和思考的能力。因此我们尚不知道当人工智能作为服务员或制作快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像人类那样有效率、有计划的工作。在美国，制造业已经开始应用自动化设备了，目前仅有9%的制造业工作需要人工来完成。

　　另一个相反的观点是，未来将会没有工作留给人类。最近的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是1995年的《工作的终结》，文中预测了这个结果。现在，十几年过去了，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因此，我现在尚不能论断这个观点是否一语成谶。

　　非常经典的支持这个观点的例子就是图片共享技术，13个IT工程师（译者注：这里指的是Instagram，当下最火的图片分享软件）用这个技术拿下了一个拥有140000雇员的大公司——柯达。然而，这并不是事实。首先，柯达并不是被图片分享技术拿下的。柯达公司制定了很多错误战略，相当于是将枪口对准自己，不停扣动扳机直到倒地而亡。以柯达的竞争对手富士为例，它们就在网络转型方面做得非常好。更为深入的讲，图片分享这一新时代的照片分享技术，是依靠互联网才存在的，并且带来了250万到500万的工作机会，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工作。因此，说图片共享技术杀死了柯达公司根本是无稽之谈。

　　在机器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领域工作5年后，我现在考虑的是，能不能找到比这些更有趣的问题。我很早就开始关注互联网， 20世纪70年的就开始有关写计算机网络的文章，但是这个问题真正得到广泛关注是在1993-1995年间。我花了20年不断地介绍互联网将会改变我们的工作生活，现在这个观点终于在世界范围流行起来。我很早就意识到机器人、自动化技术和人工智能将会迎来又一次的复兴。现在这些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领域，而我又开始寻找其他马上将要发生有趣变革的领域。

　　目前比较前沿和有趣的领域，就是材料学了。这是Neil Gershenfeld的世界，也是Nathan Myhrvold的世界。Myhrvold是首批投资超材料的人。超材料将是未来重要的科技材料，可能会改变未来的经济体系。现在，我已经开始涉猎关于超材料的东西了，其中包括金属有机骨架技术。而比特和原子中心的Gershenfeld已经开始构建这种数字材料，这种材料使得原本稳定的普通物品变得非常不稳定。这个技术非常迷人，也是未来5-10年，我将参与的事情。

　　现在《纽约时报》也在经历数字化的变革，大多数人现在已经不再在电脑上阅读《纽约时报》了，而是在手机移动端。这些变革也推动了《泰晤士报》进行深入的思考。我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虽然我曾经是第一个在《泰晤士报》撰稿写关于数字技术和数字文化的人。但我不是生出来就是数字派的。因此我关注这两种文化，一种是前卫的《纽约时报》文化，另一种是保守的《泰晤士报》文化。我认为《泰晤士报》将会找到方法跨越技术的鸿沟。虽然《泰晤士报》尚未转型，但其他的传统媒体也没有转型。《泰晤士报》已经非常努力并且已经到达转型的临界，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