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争夺战：中国企业借反垄断契机 突破高通专利墙

　　“全球3G的技术都绕不开高通。”高通公司曾如此豪言。

　　对中国市场而言，从CDMA到3G，乃至蓄势待发的4G-LTE，高通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其强势姿态和专利授权模式，却一直备受业内诟病，这也成为去年底，发改委对其发起反垄断调查的导火索之一。

　　随着4G时代到来，中国企业在拥有专利、技术、市场、法律等全方位博弈方式，尤其是反垄断契机下，能否突破高通的“专利墙”?

　　缘起CDMA

　　高通首次进入中国，是因为CDMA。

　　2001年前后，作为入世(WTO)条件之一，CDMA网络开始在中国落地建设，负责建设运营的是中国联通，加上之前已投入建设运营的GSM网络，联通实际上一直承担着两张网络的运营，甚至“双手互搏”，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2008年电信重组。

　　由于CDMA网络主要在美国成熟商用，而高通又是最核心芯片和专利商之一，因此在CDMA建设运营中，高通担当着重要的角色，而对于CDMA引进，中国原则是“技贸结合，以市场换技术”。

　　2000年2月，联通与高通正式签订了知识产权框架协议，确定了中国厂商使用高通知识产权的原则和程序。自此，高通逐步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无线市场的地位。

　　当时的框架协议，联通实际上是代表国内生产厂商与高通进行谈判的。在CDMA网络建设同时，中国企业在得到政府CDMA用户终端或系统设备生产许可后，可以按照此框架协议确定原则和程序，较快地与高通签署具体协议，并享有协议给予中国企业优惠待遇，在国内生产和销售CDMA产品，还可进行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中国被认为是“全球第二大通信市场”，欧洲又在极力布局WCDMA，美国和高通为了实现CDMA在中国落地推广，曾经承诺在专利、芯片研发、本地化生产等诸多方面，与国内产业链生产合作。与之相应，中国则支持CDMA建设。

　　尽管后来高通与联通成立了合资公司推广CDMA应用平台BREW，但在更为核心的芯片开发、专利授权和本地化生产等方面，高通基本上没有什么动作，当初的承诺大打折扣。

　　3G之殇

　　除了赖以发家的CDMA及其演进网络，3G时代到来之后，高通将触角伸向更远。

　　“我们进入中国不是跟当地公司竞争，而是帮助他们，他们的成功也就是我们的成功。”2006年，时任高通董事长兼CEO的保罗·雅各布访华，为了分羹TD市场，向中国产业界释放了如此这般的信号。

　　但高通表面“蜜语”背后，却是中国对高通3G谈判屡屡受挫。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中国寻求3G制式之一的WCDMA专利谈判，高通也都从中作梗。

　　2005年期间，中国与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等在WCDMA谈判上取得进展，也达成了某种默契，上述厂商同意一定程度降低专利费用，但高通不肯接受，导致谈判陷入僵局。

　　由中国政府和通信行业协会牵头的3G谈判，原本期望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争取降低专利授权费用，却屡屡遭遇高通“打太极”，从2004年开始，谈判持续了三四年时间，始终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彼时面对3G即将启动的风声，企业都希望在市场布局和竞争中，占得先机。于是，在集体谈判停滞的情况下，高通得以“各个击破”，与相关企业分别签约谈判。

　　实际上，这也是高通历来的策略之一，不管什么样的合作模式，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协议、授权，高通都要求只能与企业一对一谈判。通过绕开政府、协会和集体谈判的方式，高通在专利授权上始终牢牢掌握着话语权。

　　即便是号称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高通也同样要分一杯羹。按照高通的说法，只要涉及了CDMA技术，“都绕不开高通”，在TD问题上，中国与高通也同样产生了多次摩擦。

　　由于在3G时代尤其是CDMA和WCDMA两大技术上缺乏话语权，中国厂商基本上只能遵守高通游戏规则。

　　以高通2009年4月与中国手机方案商三木通信达成的协议为例，高通授予三木开发、生产和销售使用CDMA2000/TD-SCDMA标准的用户单元和模块/调制解调器卡的全球专利许可权。三木需支付的专利权使用费“按照高通公司的全球标准费率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