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符号、教父 怕死又异常乐观

　　他是许多欧美厂商的梦魇。早在10年前，思科执行长钱伯斯就称他是“令人尊敬的对手”。当昔日的网络通讯巨头：摩托罗拉、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纷纷面临衰退危机时，他所带领的华为不断逆势上升，未来5年，年复合成长可望续冲10%。他就是任正非。

　　作为一个企业首脑，任正非是一个符号。这是一个深刻拥抱现实图景而又有强大突进意志的人，他冷静却又激情，广博却又孤独，偏执却又包容。如历史上的很多杰出人物一样，复杂多面，与众不同。

　　关于任正非，多数人深知他是一个具备强烈危机感、军事化管理自己的团队、低调异常的人。不过，任正非或许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对危机坐立难安，遇到困难又不可救药地乐观；曾经得过严重的抑郁症；作为一个管理者，他其实很喜欢务虚，很多变，也没有耐心听别人把话说完；不过，他对员工又有宽容和温柔的一面……

　　任正非一辈子爱读书学习，幸运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63年考上了重庆工程学院。考上大学，有了知识储备，为后来任正非创办华为打下了基础。如果任正非年纪小几岁，遇到“文革”，就没有读大学的机会了。任正非家中兄妹7人，弟妹均没有机会上大学。如果任正非不上大学，就没有机会从贵州小山村走出来，可能就没有华为公司了。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写道：“我能考上大学……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建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

　　正是他的这些精彩思想，指导华为建设起了一种开放健康的企业文化；透过层层迷雾正确地预测了未来，从而让华为公司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茁壮成长。

　　从不接受采访，得过严重的抑郁症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任正非是最低调神秘的，从未接受过任何媒体的正面采访，从不参加评选、颁奖活动和企业家峰会，甚至连有利于华为品牌形象宣传的活动，他都一律拒绝。

　　他说：“我为什么不见媒体，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我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并不是所谓的刻意低调。”他希望华为员工要“安安静静”的，不要到网上辩论，“那是帮公司的倒忙。”

　　追根溯源，任正非这样做，是“文革”期间，任父受到批斗，导致他入伍后尽管多次立功，却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这让他习惯了不得奖的平静生活。文革结束后，“标兵”“功臣”等荣誉排山倒海向任正非涌来。受过去经历对心理素质的“打磨”，面对这一切，任正非早已淡定。

　　1992年，华为营收突破人民币1亿元，任正非却毫无喜悦，他在该年的年终大会上只说了一句：“我们活下来了，”就泪流满面到无法继续。研发有如一个无止尽的黑洞，不断吸干赚来的钱，边疆区域与小企业带来的现金流，远远不够支付打入二、三级城市。

　　根据田涛的讲述，任正非的抑郁症曾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时间大概在2000年前后，与内外部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那个时候，比如思科起诉华为、港湾事件，几乎是5、6个重大危机同时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