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到了临界点 不能再出错

　　刻不容缓
　　记者：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经济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发展快了想不起改革，慢了，首先想到的是宏观调控。
　　吴敬琏：自从中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减速，人们就开始讨论，这种减速是周

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如果是前一种，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再配合采取刺激增长的短期政策，经济增长就可以恢复正常。如果是后一种，则需要针对造成这种趋势的深层原因采取改革措施。
　　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趋势性降速。宏观经济出现减速问题，过去惯常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去动员海量资源投入救市，拉动经济增长。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就是这样做的。2009年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到8%以上。但是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经济增速就开始连续5个季度下降。如果减速只是周期性的，结果不会这样。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达到惊人的程度。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我们有这样高的投资率。在大跃进高潮的时候，投资率也没有超过40%；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最高投资率是34%。即使统计上有几个百分点的高估，目前接近50%的投资率也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试图继续依靠强势政府动员海量资源支持短期增长率，显然是一种饮鸩止渴行为，结果会非常严重。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中国银行曹远征、德意志银行马骏等经济学家分别做的全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都发现国家资产负债表近年来加速恶化。
　　吴敬琏：是的。政府动员海量投资来对付经济趋势性下行时，因为相当一部分项目其实是回报率很低、甚至没有回报的，就直接造成了国家资产负债表杠杆化率的攀升。一旦遇到外生的冲击，就可能爆发系统性的危机。
　　记者：消费、出口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出口不力，消费不振的情况下，要维持经济增长，最终还要依靠投资。
　　吴敬琏：你说的这种政策分析思路确实很流行，从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一直延续到现在，可以说是主流的取向。其实所谓“三驾马车”的需求强度决定增长速度源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短期分析框架，处理的是短期问题，不是中长期发展问题。凯恩斯本人有一句名言，叫做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针对的是短期问题；至于长期问题，他还是赞同以前的主流经济学意见的。
　　从最近这些年的发展历程看，我们现在遇到的恰恰是中长期增长中趋势性下降问题，面临的是中长期发展中存在的矛盾。这种情况下用“三驾马车”框架去分析中国的增长问题并不合适，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可靠的。
　　记者：那么你认为怎样分析中国增长率的趋势性下降问题呢？
　　吴敬琏：产出的中长期增长由几个要素，或者叫“动力”支撑：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投入；二是劳动投入；三是资本投入；四是效率提高。前三种动力支持的增长都存在边际报酬递减问题，不可能长期持续，只有最后一种动力，也就是通过效率改进支持的增长可以持续下去。苏联人把前一类增长模式称为粗放型（或译“外延型”）增长方式，后一类增长模式称为集约型（或译“内涵型”）增长方式，中国也沿用这种说法。要处理经济增长的趋势性下降，解决之道只能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海量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
　　记者：可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经提出来好多年了，问题好像并没有解决？
　　吴敬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来了。到90年代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中央中央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是后一个转变的基础。可是中国往往出现数典忘祖的事情。一个政策原则经过很大努力，终于被政府采纳，写到政策文件中去。然后大家都跟着说必要性、重要性，可说了一段时间，又忘了为什么要这样说了。2004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就又有一场关于重化工业化还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大讨论。我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大讨论，结果写成了一本《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深入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最近，上海远东出版社出了这本书的新版，因为书里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早就写到了文件，可是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这样经济发展方式当然转不过来。
　　记者：你在2005年出版的书就讲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刻不容缓，这些年过去了，岂不是变得更加紧迫？
　　吴敬琏：当然。对投资驱动越来越严重的依赖，造成多方面难以化解的问题：从微观上说，经济增长伴随着巨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现在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土地、水和空气—都出了大问题；从宏观上说，货币超发，国家资产负债表加速恶化，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短期政策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在收入分配方面，因为投资在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在分配上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比重就越来越大，劳动收入占比越来越低，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社会方面，政府权力对资源配置的行政命令导致腐败蔓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明显降低。
　　现在刻不容缓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克服妨碍市场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性障碍”。这样经济活动的效率才会提高，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推出“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是重启
　　改革重要步骤
　　记者：你今年和马国川合写了一本《重启改革议程》，好像主要谈的就是重启改革刻不容缓的道理。
　　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是去年十八大之前付印的。在十八大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有非常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以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驾驭”市场、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海量投资支持GDP增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模式”既创造了“中国奇迹”，又“震撼世界”，足以充当世界的楷模。另外一种意见针锋相对，认为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关键在于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引进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民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要素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当时双方争论非常激烈，前一种声音的力量非常强大。直到去年春天之后，形势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大家有机会看到以“重庆模式”、“高铁奇迹”为代表的“中国模式”越来越多的真相，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说过的话依然适用，就是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记者：那你认为目前改革已有共识？
　　吴敬琏：我认为在中共十八大前后有识之士已经形成了共识。这个共识就是：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除非重启改革，别无他路。针对当时的大争论，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报告给出了回答，要求执政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这就要完善各种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这标志着重启改革正式成为执政党的重要工作任务。
　　记者：对于要不要进行总体方案的设计，社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自然形成的，它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不需要进行设计。
　　吴敬琏：我不太同意这一观点。在中国改革前期，确实缺乏清晰的目标和整体规划，“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没有传统理论可做依据，也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部改革，对打开旧体制缺口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化，新旧体制胶着对峙造成很多严重问题，局部改革措施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要形成激励兼容的制度框架，降低转型过程中的震荡，就有必要对改革的目标模式、方向和优先次序进行认真研究和部署。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后，中央先研究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在精心研究、设计的基础上，推出了一套整体改革方案。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这轮改革，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在短短几年内就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了，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繁荣的基础。也就是说，90年代的改革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整体推进战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那一轮改革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改革的总体设计和路线图。
　　一些发达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下来确实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是逐渐演化形成的。但我们是一个后起的国家，不能再等几百年让它自然形成。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巨大又复杂的制度架构，不能够边设计边施工；各个部门自己去设计，然后拼起来，又很容易受到部门利益的左右。这就需要对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的改革进行总体设计，保证这些方面能够相互配合，共同朝向深化改革的方向起作用。
　　记者：由上到下进行设计会不会抑制从下到上的创新？
　　吴敬琏：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注意。所以整体设计需要倾听民众的改革诉求和基层政府的政治创新。这些年来一些地方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改革实验，譬如上海的国资退出竞争性行业已有三年，广东的民间组织无主管设立和工商登记简化改革，等等，这些都应该吸收到总体改革规划中去。
　　记者：你建议改革设计最好采取“最小一揽子”方案？
　　吴敬琏：是的。现在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要进行的改革千头万绪，决不能事无巨细，四面出击。问题太多，所以要分清轻重，筛选出一组相互关系密切、又是关键性的改革项目，形成所谓“最小一揽子”的总体改革方案。
　　记者：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恐怕是腐败蔓延问题。
　　吴敬琏：这确实是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腐败这么严重，它的体制性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遏制腐败？
　　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有过很多研究。2000年，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时，吸收了学界关于“寻租”问题的研究成果，提出来腐败要从源头上根本治理。这个源头在哪里呢？最重要的就是行政审批制。所以在2002年，国务院减少了很多的审批项目。但2004年以后，出现了“局部过热”这个词，要用行政措施撤减项目，结果行政审批又变相回来了，原来对腐败体制性原因的很多分析，又被人们忘记了。
　　其实，腐败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直接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这个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就形成了利用公权力“寻租”的机会太多、腐败四处蔓延的局面。所以要解决腐败问题，还是要从根源上研究和解决。只有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约束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力，减少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才能铲除腐败泛滥的基础。
　　记者：也有人认为收入分配是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吴敬琏：这些年，党政领导人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热切地希望缩小收入差距。但我总觉得，对于这个问题产生的基础性原因分析不够，于是就把注意力放在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措施上了。由于再分配靠国家财力支撑，财力用得过多，就要靠加税来弥补，结果反而削弱了共同富裕的基础。
　　从根本上说，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要解决当前劳动者收入过低的问题，首先要赶快让农民工成为拥有更多知识、更多技术的劳动者，尤其要让他们成为有产者；其次，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和征购办法使农民很难分享土地升值的利益；第三，农村创业得不到资本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
　　统一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体系是全面
　　改革的核心
　　记者：你心目中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小一揽子”方案核心在什么方面？为什么？
　　吴敬琏：我认为最核心的方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座谈会提出的六个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中的第一个，也就是加快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切中时弊。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有一些突出问题：一是“条块分割”、市场割据，因此需要强调市场的统一开放；二是政府行政干预过多，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许多领域存在由国家权力保护的行政垄断，使市场缺乏竞争性质，因此需要强调保证市场主体之间在规则（法治）基础上的有序竞争；三是各类市场的发展参差不齐，商品市场发展也许还可以说差强人意，要素市场就发育程度低下，秩序混乱，所以需要强调加快市场体系建设。
　　记者：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
　　吴敬琏：我在上世纪90年代说过一句话：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还可怕。市场缺乏竞争性就不能够形成能够反映供求状况（或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从而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形成兼容的激励机制。
　　记者：缺乏竞争的市场也就是你所批评的“半统制-半市场经济”?
　　吴敬琏：缺乏竞争的“半统制-半市场经济”的确来自命令经济沉重的历史遗产。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在很多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仍然不是竞争性市场、而是各级政府在主导资源配置。各级官员管了一些不应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很多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起来，或者没有管好。李克强总理说得很对，“市场能够干的事情应该由市场去管，社会能够干的事情应该由社会去管，政府去办他应该办的事情，总体来说，政府管的事情是提供公共品。”政府工作重点，要转移到需要深化改革，建立和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规则，提供私人不愿意或不能够给以充足供应的物品方面。
　　记者：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具体怎么做呢？
　　吴敬琏：八个字：明晰产权、强化竞争。首先，要明晰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比如说讨论很多的土地产权问题。明确了土地产权，就可以改变各级政府垄断征地的体制，在土地确权和赋权的基础上，建设全国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其次，要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清理，确保“不同所有制主体的财产权利得到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企业能够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第三，进一步确立“法不禁止即可进入”的原则，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简化企业注册登记手续，鼓励新的企业和在位企业竞争。第四，放开商品和服务价格，尤其要逐步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第五，完善反垄断立法，严格执法，消除目前严重妨碍市场有效运作的行政性垄断。第六，按照“市场能办的放给市场，社会能办的交给社会”的原则，划定政府职能边界，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第七，禁止各级政府介入盈利性经营活动。最后，市场监管要采取“宽进严管”的方针，从事前监管为主改变为事后监管为主，从实质性审批转为合规性监管。
　　记者：竞争的本质是公平，如何保证公平竞争？
　　吴敬琏：最重要的，是要切实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保证所有的经济主体都在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下竞争。建设法治国家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在全体人民，特别是党政干部中树立法治观念；第二，按照宪法所体现的公认正义来制定法律；第三，公正执法，保证司法审判只服从法律。这就牵涉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了。邓小平1986年讲过，“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认为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
　　必不可少的配套改革
　　记者：你曾经提出来，围绕竞争性市场体系这个核心目标，需要辅以关键性的配套改革。愿闻其详。
　　吴敬琏：第一是财税体制改革，第二是金融体制改革，第三是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第四是国有经济改革。
　　记者：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指什么？
　　吴敬琏：一是要回归公共财政。二是要解决当前尖锐的地方预算问题，解决收入和支出的不对称。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需要增加地区预算的本级收入，另一方面提高中央预算的支出责任。有一些支出责任过分分散，比如司法系统的支出、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都需要上移。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一定会有转移支付。但是，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很不规范。以专项支付为主，造成了“跑步（部）前（钱）进”等陋习和腐败寻租的很大空间。因此，需要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三是要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和公众对于预算制定和执行的监督。
　　记者：第二个配套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要点是什么？
　　吴敬琏：一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今年已经迈出步伐，虽然步幅很小，但是这个方向值得继续。汇率市场化从2005年开始，从去年第四季度的情况看，汇率已在上下波动，但是因为世界范围内的量化宽松，所以升值压力变得很大。二要放宽金融市场的市场准入，允许民间创设银行等金融机构。三要加快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改革。四要继续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但人民币国际化是急不来的，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硬性任务去完成。
　　记者：第三个配套改革是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吴敬琏：第一，做实社保基金。根据民间机构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的研究，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有相当大的缺口。解决的办法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前后已经讨论过，填补缺口的最大一笔资金的来源是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盈利。如能做到这一点，对国企改革也有很大的助益。第二，引导医疗改革，使之既能在基本医疗费用的提供上体现公平正义，又能动员社会资源提供医疗服务。第三，统一社会保障给付的标准，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双轨制”的统筹并轨。
　　记者：你所说的第四个配套改革是国有经济改革，这是一个最有难度的改革。
　　吴敬琏：随着国有经济改革的放慢，近些年来，很多国有企业不但继续保持行政垄断的地位，而且得到国有银行海量贷款的支持，迅速扩张。这是与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议背道而驰的。不改革国有经济，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难以得到提升。我们必须按照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的决定，进一步深化国有经济改革。国家对国有经济的管理，也要从管理企业向管理资本转化。
　　瞻望全会和全会后的改革
　　记者：你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什么期待？
　　吴敬琏：前几天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次将推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既然十八届三中全会肩负重启改革和对改革总体部署重任，我当然希望这次会议对目前的“半统制-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种问题提出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使统一开放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尽快在中国扎下根来。现在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中国真的不能够再出错了。
　　记者：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一个出色的全面改革方案，全会之后的下一步需要怎么做？
　　吴敬琏：我想到这么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实施准备。改革没有大众的支持很难往下做。一位外国学者提出一种意见，即现在启动一些大众关心的而且成效易于被观察到的改革项目，以便提高政府的可信度，聚集改革的支持力量。
　　第二件事是清理审批制度。市场能管的就交给市场，社会能做的就交给社会。当然，这件事执行并不是很容易，但必须往前推。
　　第三件事是要注意创造和维护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今年，整个环境好像有这样的苗头，信贷增长速度加快，信用膨胀趋势明显。如果流动性太盛，改革的措施就推不出去。1988年的价格闯关就是一个教训。
　　最后，我还想提醒一句，改革方案的实施真刀真枪，利益相关者一定会设置障碍，所以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这是改革成功的必要前提。当然，并不是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政府，作为国家的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我们每个人有权利有义务来支持改革。
　　吴敬琏
　　他几乎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经.济.观.察.报 .新.望 .范.世.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