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马晓河：中国制造由大到强仍有困惑

中国制造由大到强仍有困惑

　　“对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制造发展要客观认识，现在一讲中国制造就是污染、低端制造、过剩。我以为中国制造业发展也是经历一个过程。”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马晓河认为，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制造业主要完成了由小变大的演变，它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没有制造业的由小到大，中国经济就不会有今天的规模。

　　由小到大

　　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制造为中国 GDP的贡献一直在 32%左右，几乎三分之一。制造业发展快，GDP呈现的上升快，制造业发展慢，GDP上升就会放缓，两者关联度非常高。

　　而通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呈现出几大特点，首先是大国制造规模，中国制造占世界制造的五分之一，在世界的制成品有五百多种，中国制造有220多种是世界第一。其次，结构转换有阶段性，中国制造从劳动密集型向重化工型再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转化，遵循了产业结构演变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利用市场经济，让中国制造遵循产业演进规律，按照先发展轻型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发展重化工业，尔后由向高加工度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期间虽然有各级政府的干预，但总体上没有强制改变制造业结构演变方向。”马晓河称。

　　在历史长河中，技术进步呈现的特点为渐进式。中国制造起初首先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然后再从跟踪仿制创新到后来的自主创新。但制造业现在有很多是原始自主创新。

　　中国制造过去是价廉质低，现在品牌形象开始改变，很多品牌在世界上都很有名。如汪峰在去年向章子怡求婚的无人机，为深圳大疆制造，它占世界民用小型无人机市场70%。包括中国智能手机，去年生产了18.1亿部。“曾经有一个外国品牌手机公司老总和我说，在中国上怕华为，下怕小米。还有联想、海尔、比亚迪、中兴等一批企业都在国际市场中逐渐成长起来。”马晓河认为，中国制造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多元化。中国制造在78年时，只有1470多亿增加值，国有企业占76%，到2014年中国制造里国有企业贡献增加值只占24%，不到1/4，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加一块贡献了76%。中国制造做大不是单靠一种所有制做起来的，而是靠多元化做起来的。

　　由大变强

　　也就是说过去30多年，中国实现了制造业做大的目标，把中国经济从低收入推向了中高收入阶段。下一步要实现中国梦，经济发展由中上等收入阶段迈向发达的高收入阶段。那么，在这一梦想实现的路上，亟需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因为，强大的制造业才能支撑中国崛起。中国制造2025也提出，中国制造由大变强三步走战略。

　　对于有大变强的内涵，马晓河认为，首先有健全的产业体系，其次有优化的结构，同时要有良好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因为，产业门类齐全，有完整的产业供应链，对制造业发展有支撑力。而制造业结构中基础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水平高时，有一批跨国企业就会增加国际分工地位和市场竞争力。在这些前提中，当然要有良好的质量效益，有一批国际品牌，产品质量好，劳动生产率比较高，产品附加值高。自主创新能力强，绿色低碳发展水平高，那么会使得制造业发展与环境和谐。

　　“要完成中国制造三个十年目标，第一个十年到2025年，制造业综合指数达到德国、日本发达国家当年实现工业化时的综合水平，第二个十年超过德国和日本，第三个十年赶上美国。”马晓河认为，要实现三个目标，还面临很多难题。过去三十多年，充分利用了体制优势，将中国制造由小变大。但眼下，利用原有体制做优做强有许多难题要解决，如落后产能再淘汰、中国的综合成本在上升、社会创新严重不足、实体经济制度交易成本高，营商环境差。

　　难题待解

　　传统制造业改造缓慢，新兴制造业还在破土成长，新旧产业不能有效接续。几乎是中国制造目前的真是写照。

　　在这些表象下涌动的是，劳动、土地、资源、环境等成本提高快于其他国家。该领域有个明显额案例，浙江慈溪一位老板在浙江和美国分别开办了一个化纤厂，对两边运营成本进行了比较，结论是在中国办厂大部分成本比美国要高，只有折旧和厂房成本比美国低。

　　在中国的制造界，关于产能过剩的说法称，有三个特点，跟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第一绝对过剩大于相对过剩，第二，产能过剩是由各级地方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作用导致的结果。过去30多年里，各级政府大办产业园区，引导资本过度进入中低端产业领域，造成的产能过剩。服装、家电、家居、水泥、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长出一大批企业，形成巨量的过剩产能。第三，我国的产能过剩正在像传染病一样，从过去的中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蔓延。原来是服装、家电、玩具、水泥、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过剩，后来是风能、光能过剩，现在是手机、电脑过剩，下一步还会传染到无人机、机器人，因为现在全国有二十几个省市都把无人机和机器人作为新兴支柱产业。但很少有人考虑市场需求。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要考虑增加新供给，而且要创造条件增加新需求。

　　而制造领域呈现的另一种表象为，创新严重不足。创新与强大是一个递进式，社会缺乏创新力，做强做优将无从谈起。众所周知，一个社会创新有两种创新，一是集中创新，另一是分散创新。集中创新，是国家利用从上到下的公共资源配置优势，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大力推进创新。

　　在中国的制造界，关于产能过剩的说法称，有三个特点，跟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第一绝对过剩大于相对过剩，第二，产能过剩是由各级地方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作用导致的结果。过去30多年里，各级政府大办产业园区，引导资本过度进入中低端产业领域，造成的产能过剩。服装、家电、家居、水泥、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长出一大批企业，形成巨量的过剩产能。第三，我国的产能过剩正在像传染病一样，从过去的中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蔓延。原来是服装、家电、玩具、水泥、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过剩，后来是风能、光能过剩，现在是手机、电脑过剩，下一步还会传染到无人机、机器人，因为现在全国有二十几个省市都把无人机和机器人作为新兴支柱产业。但很少有人考虑市场需求。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要考虑增加新供给，而且要创造条件增加新需求。“但是，完全依赖集中创新，难以让中国产业实现整体性升级和结构转型。”马晓河认为，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结构整体转型和升级，主要靠的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主要靠的是社会民间的创新，靠市场竞争。集中创新与社会创新需要条件是有区别的。社会分散式创新是要靠人人发挥积极性创造性，要靠各个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分散创新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市场主体创新需要充分的市场自由，市场自由需要少有审批和限制。第二，市场主体需要公平的竞争空间，公平的竞争空间需要少有买方和卖方垄断。第三，创新者需要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的机会均等，这又需要消除身份歧视。要具备这三个基础条件必须加快体制机制改革。

　　关于创新不足，马晓河认为，主要是体制机制改革没到位，大多数制造业又只习惯跟在别人后面搞仿制，没有能力和动力搞自主创新。

　　在创新和制造方面，有一个形象的说法，“美国创造一个产业，德国、日本把这个产业做精，韩国、台湾(地区)把这个产业做烂，中国把这个产业做死(产能过剩)。据国际机构评估报告，中国制造业在创新上有四个短板，第一，创新生态短板，在政治环境、监管环境、商业环境、易于获得信贷、产学合作等方面，在世界上排名比较落后。第二，创新国际影响力短板，在知识产权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第三，高等教育短板。第四，基础设施短板，这四个短板是影响科技进步的制约因素。

　　体制改革

　　中国制造2025提出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实现智能制造，而智能制造里面一个核心指标是每万名工人拥有工业机器人的数量，2013年全世界的各大经济体，每万名制造业机器人拥有量中韩国第一，为142台，美国152台，中国14台，2015年中国是36台。

　　但目前制造领域税费高、劳动工资高、利息高、房租高、审批门槛高，企业缺乏积极性。2015年、2016年，世界银行连续两年对世界189个国家的营商环境调查，发现在中国开办一家企业需要的时间和手续在世界上排在130多位，在中国开办一家企业平均需要11道手续和31.5天时间，发达国家需要5道手续和9天时间。民营企业新建项目需要90项行政审批事项。

　　要想实现由大变强，或许首先要调节审批机制，去除无效供给，如优化审批事项。此外，改造传统供给，“中国的传统产品供给并不是说没有市场。现在一方我国有40%以上的中低收入阶层，他们没钱消费，第二有点钱还不敢消费，眼看着手机、电脑、彩电等想买买不起。因为他们的后顾之忧没有解决，所以要培育消费主体。”马晓河认为，应该抓紧培育新供给，形成新动力。其中，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材等领域的发展，为其创造良好的制度和市场环境。

　　而如果要实现上述改变，就要加快体制改革。马晓河认为，政府不要直接干预市场。体制改革中，首先是降低企业的制度交易成本。此外，减少买方卖方垄断，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空间。

　　第三，是减税降费。“假定一个社会从买方和卖方征收一定的税是必要合理的，因为社会要运行，要稳定安全。如果超过这个边界，再从社会征税，那就是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福利的一种侵蚀。”马晓河称，社会税收过重，会使企业发展成本和消费者成本提高，所以减税减费可以增加社会福利。假定要维持社会正常运行，需要征200亿的税收。但是，现在政府要额外多收了一百亿税收，变成了300亿的税收，带来什么结果？超收的100亿，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福利是一种减少。因为征100亿税需要征收成本，比如征100亿税需要10个亿的成本，同时要花掉这100亿，也要十个亿的支出成本，收和支20亿的成本只能由社会来承担，因为政府不创造利润。假定超收的部分仍通过转移支付用于社会福利，这时社会仅仅承担了收支成本，如果超收的部分没有用在社会福利方面，社会就损失了100亿的税收加收支成本。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为制造业开拓市场消费空间，或许也是改革的重点，消费者没有了后顾之忧、手中有了钱才可以盘活消费。消费必然促进制造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