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存储产业承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弯道超越”期望

武汉东湖高新区未来三路与高新大道交汇处，一个被称为“黄金大道”的T字形结构的芯屏组合的产业聚集区已悄然形成。而这其中的“1号工程”正是在中国存储器产业已掀起“巨浪”的长江存储科技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存储”)。

2018年1月17日，阴冷两天的武汉再度放晴，而长江存储的一期工厂已经竣工，已然组建的研发团队正在东湖高新区(以下简称“高新区”)的另一处办公地址加紧推进研发工作。

“最初，武汉竞争长江存储项目的时候，国内与武汉竞争的省市并不多。”1月11日，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半导体产业办公室谢齐威感慨地说道，如今，国家大基金二期募资启动，诸多地区开始争抢申报相关项目，通过大基金和大项目拉动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局面终于被打开，而产业也将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作为存储器领域唯一“国家队”代表的长江存储，正在按照自己的研发节奏逐步推进，而在高新区内，也正谋求形成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存储器产业格局。“我们要将现在的几棵参天大树，培育成广茂森林。”谢齐威表示，也正是因为如此，东湖高新区已设立了半导体产业办公室。

“谋划”良久的巧合

在全国很多地区看来，长江存储落户武汉是一个偶然，但在很多产业专家和熟悉光谷的人眼中，这并不是一个巧合。

2001年，东湖高新区被原国家计委、科技部批准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即“武汉·中国光谷”，而当时高新区的产业以激光和光通信为典型代表。

时任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的唐良智带队在全球范围内考察，欲开启高新区的“二次创业”之路，如何确立高新区在21世纪的发展思路?这是一个需要全盘思考的课题。

彼时的美国已进入移动互联时代，“这会代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基于这种判断，高新区也计划朝此领域开拓，“移动互联有四个产业链，即芯片、面板、智能终端和通信，”湖北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当时高新区在这一产业是一穷二白，最终的思路是：每个链条引进一个龙头企业形成龙头效应，拉动产业发展，最终串起移动互联的产业链条。

在这种布局下，高新区引进台资企业富士康，后续成立武汉新芯。

“自己做存储器产业，我们没有团队。”上述人士说，2005年前后，经过谈判后高新区出资成立武汉新芯，引进中芯国际对前者进行托管。并明确武汉新芯以代码型闪存和图像传感器作为发展方向。

发展思路确定后，武汉新芯在2006年正式开工建设，经过了厂房建设、进设备、爬产能周期后，2008年，产品才正式上市。

但生不逢时，按照存储器行业的摩尔定律，此时的全球存储器行业进入低潮期，当时的武汉新芯也被市场环境拖累，难以开拓市场。

此时按集成电路产业的分类，全国的产业格局呈现“三超多强”。即北京、上海、深圳为“三超”，苏州、无锡、成都、西安、武汉为“多强”。上述人士回忆，当时北上深依托“中芯国际”和“海思”成为三强。而无锡、上海一带则有908、902工程作依托，成都有封测产业，西安还有三星的制造业基地，武汉则凭借着武汉新芯成为多强之一。

在国际竞争格局上，无论是内存还是闪存产品，基本均被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垄断。其中在DRAM领域，三星、海力士及美光(它于2012年兼并日本的尔必达)为行业龙头，在NAND领域，也由三星、东芝、新帝，海力士以及美光、英特尔共同掌握全球产品的话语权。

反观中国，企业在存储领域既没有技术优势，也没有生产规模，每年进口的芯片金额高达2500亿美元，在主流与DRAM和NAND Flash芯片的制造上是零。“在存储器产业中，韩美日厂商几乎垄断了全球存储器市场。”上述人士也表示无奈。

存储器行业内流传的让人印象深刻却又百般难受的段子是：在中国3C领域风光十足的国内智能终端厂商也受制于三星，“这些厂商领导人曾亲自前往韩国采购芯片，但最终只拿到少量订单，有的还拿不到订单。”上述人士回忆，中国存储器产业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一直无法得到改善。核心技术的落后成为产业发展的桎梏，无论是产业需求还是军事战略，存储器产品的国产化迫在眉睫。

大基金项目角逐始末

2014年，这种局面终于有了突破。

当年6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公布，中国计划彻底改善在半导体产业的被动局面。同年9月，国家大基金成立，首次以基金来推动半导体产业发展，其中存储器产业基地是大基金的一个重要投资方向，而培育至少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存储器项目的目标也已经明确。

此时武汉新芯的局面虽未大幅改善，但湖北省和武汉市仍在坚持，这也为国家保留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发展存储器产业的“火种”。全国范围内，当时符合大基金投资存储器产业基地的省份也并不多。上述人士也表示，“最初，参与报名竞标大基金项目的省份并不多，湖北算是很积极的一个，但竞标的关键在于方案。”

为了争取这一项目，“湖北省、武汉市和高新区均成立专班，各级政府也将该项目列为一号工程，每日跟进项目进度。”作为其中的参与者之一，谢齐威也亲历了这一过程。

但方案的修改和调整则是一个高强度、周期长且反复的过程。

“2015年年中，全国多地也列入候选名单。”谢齐威说，2015年8月18日晚上6点左右，就这一项目的申报，湖北省召开省委常委会，其中有6个省委常委参会，这在湖北省的行政办公体系中十分少见。如此高级别的会议的结论是：必须以年产30万片产能的方式予以申报，“只有达到这个产能，才能具备参与全球竞争格局的基础”。此外，还确定“国家战略、湖北申报、武汉实施、高新区执行”的落实措施。

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开完后，湖北省政府分管领导亲自带队赶赴北京，准备递交方案。“方案需要先报给部里，部里征集的集成电路专家组对方案进行审核，经通过后才能上报国务院审核。”谢齐威说，当时的专家组成员就有10人，在2天的时间里，申报团队跑了4个相关部委，此外，还逐一拜访了专家组成员。

高强度的上门拜访，让方案先后经历了30多轮的修改，到2015年年底，方案正式递交给国务院，而此时，其他省份陆续放弃了申报。前期工作的准备到位，让这一决策更加高效，到2016年2月，武汉的申报方案即正式获批。

此后的落实过程中，效率仍然十分重要。时隔4个月后，即2016年8月，国家大基金、紫光集团和湖北省政府担纲股东，就共同出资成立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实施主体。

当前，国家大基金已启动二期募资，计划募集资金1500亿-2000亿元。其中，存储器产业仍然是一个重点的投资方向。“如今，全国各地对集成电路产业的投资热情明显提速。”谢齐威说，长江存储的成立已带动了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也掀起了各地投资热潮，投资热潮的背后，则承载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弯道超越”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