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伯仲之间的中兴和华为 为何今日差距却如此巨大？

　　“未来总有一天，出于某种原因，每个人都会有退休的时候。当公司状况良好而且运营正常时，我会退休的。”3年前，已经71岁的侯为贵穿着他喜欢的浅蓝色衬衫、藏蓝色夹克出现在中兴通讯的换届选举上，身形清瘦但精神依然饱满，当时他已经向外界释放出了退休的意愿。

　　1月7日晚间，中兴通讯的一纸公告正式宣布了侯为贵作为“中兴舵手”时代的结束——担任中兴通讯董事长12年的侯为贵表示不再参选新一届董事会，新的人选将于3月份选举宣布。

　　从1985年深圳一处杂草丛生的简易房内开始创业，侯为贵坚持了30年，完整地经历了中国通信技术从落后到崛起，再到赶超的过程。“曾经看过侯创业时的一张照片，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工棚里，煮一盆菜围在一起吃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侯为贵无疑是为中国通信行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通讯专家项立刚对说。

　　对于未来，侯为贵表示，不在其位就不再参与，也不需要参与了， “我今年就要75了，人生总要有不同的阶段。”

　　“但事实上，没到正式退休的那一刻，董事长是闲不下来的，上个月他还去了一趟海外，到公司的海外驻点走了一圈。”中兴内部人士利乐（化名）告诉本报记者。

　　不一样的创一代

　　1981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航天691厂技术科长、技术专家的侯为贵被选派前往美国负责技术和设备引进。1985年，43岁的侯为贵来到深圳，创办了深圳中兴半导公司，由航天691厂和运兴香港电子企业及另外一家国有企业三家联合投资，这就是中兴通讯的前身。

　　创立初期的中兴，和大多数中国公司一样，经营着“三来一补”业务。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步中的中国通信行业炙手可热。侯为贵也在摸索尝试中发现了通信设备的商机。

　　1986年，侯为贵用做贸易挣来的钱成立研发小组，专攻交换机领域，1989年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中兴也随之转型为通信设备制造商。到1992年，中兴合同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

　　有人说，中国通信设备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际市场。80年代的“七国八制”，中国通信市场被国外巨头所垄断，以“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与国外巨头一边学习一边竞争，终于闯出一方天地。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侯为贵作为技术专家的敏锐嗅觉和坚持不懈的研发投入，当时弱小的中兴是很难争得立足之地的。

　　前10年的发展，让中兴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也在产权模式上进行了创新。1993年，侯为贵推动了中兴第一次产权改革，与30多名自然人组建了民营企业中兴维先通；与691厂、深圳广宇工业合资成立了中兴新通讯，两家国有企业控股51%，维先通占股份49%，并由后者承担经营责任，侯为贵出任总经理。

　　这一举措开创了国内“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混合经济模式，也奠定了中兴以后的发展基础。

　　实际上，出生于1941年的侯为贵，和联想的柳传志、长虹的倪润峰、华为的任正非、万向的鲁冠球这些声名远播的企业家同属于一代人，不同的是，在第一代企业家群体中，侯为贵几乎是最低调的，鲜有采访及内部讲话流出。

　　“这和侯总的出身背景有关系，他做过老师，有读书人的简朴和务实。”利乐说。

　　侯为贵也曾说自己是一个不善于在公众场合表达的人，“我的性格内向一点，这不一定是优点，对于管理企业来讲，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管理企业各有各的招数，最后看的是结果。”

　　“他不像任正非，任正非有一点‘酒肉穿肠过’的感觉，侯为贵有点像‘道’，很多时候他吃素，在修行。”一名曾在中兴任职多年的离职老员工王安（化名）如是评价侯为贵。

　　“我第一次跟侯总接触是在1992年初，他戴着一副黑色眼镜，有长者的和蔼可亲，跟任正非那种居高临下的威严感不一样。侯总和员工之间是一种咨询式的交流：你看看这个怎么样啊？你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谈。他为人非常大度，不斤斤计较，发火的时候也不会大声吼叫。” 另一名在中兴、华为均任职过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