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U候任副秘书长赵厚麟也创造了一项纪录：1998年，他成为133年来ITU首位非欧洲人的标准化局局长；而明年1月1日，他将是ITU 142年来的首位华人高层领导。
赵厚麟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1986年成为ITU职员。1998年被中国政府提名为ITU标准化局局长候选人，同年当选。2002年10月再次当选连任。今年11月10日，他当选为ITU副秘书长。
12月6日，赵厚麟在繁忙的ITU世界电讯展日程中抽出一小时，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独家访问，详谈中国ICT(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他的忠告：全世界都没有中国那样大的市场，中国应该发展自己的一套，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
访问结束前，本报记者问赵要手机号码，并想看看他用哪一种手机。谁知他说只在ITU期间有一个临时使用的香港3G手机，在日内瓦根本不用手机。
ITU副秘书长没有手机，也算是一种吊诡。
打破133年传统
《21世纪》：你是首位华人出任ITU的高层职位，是否代表着ITU对中国市场的看法？
赵厚麟：我现在是标准化局局长，是ITU里专门负责技术及制定标准的。ITU成立于1865年，1865年到1948年，这个职位由瑞士人出任，1948年到1984年由法国人出任，1984年到1998年由德国人出任，直到我才是首位非欧洲人出任此职，打破133年的传统，这已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这表明ITU对中国这么多年的IT建设的肯定。这次当选副秘书长也有一些背景：根据ITU的规则，我今年底任期到了，不可再连任标准化局局长，我要有新的岗位。中国政府决定推举我角逐副秘书长，竞选过程很顺利，ITU的人对我过去8年的局长工作比较认同，事实上我在ITU已经工作了20年，大家对我也比较了解和支持。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推动，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也明确表示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我顺利当选。与我同期还有中国代表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在WHO工作的时间比我在ITU短得多，她的当选更大程度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及在竞选工程中的努力。
《21世纪》：ITU候任秘书长是来自非洲马里的哈玛德·图尔，你是来自中国的，两人都来自发展中国家，这有甚么意义?
赵厚麟：我们不是采用内阁制，所以正副秘书长及各个局长的选举都是独立进行的，这也显示ITU对于发展中的市场非常重视。
运营商“走出去”的风险
《21世纪》：下月你便正式出任副秘书长了，你会重点关注中国什么议题?
赵厚麟：我的工作是协助秘书长，要处理的问题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也不能对中国有特殊的关爱。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很关心中国的发展。我会关注与中国合作消除数字鸿沟，我们不但关注外国的技术进入中国，还关注中国的技术如何走出去。现在各大运营商都开始走出去了，以往主要是设备制造商走出去，这方面的风险较小，但运营商在外国发展的风险会较大。
《21世纪》：那你对中国IT业有什么忠告?
赵厚麟：有一点很重要，便是不要把设计权交给别人。中国的市场太大，远较外国的市场大，所以不宜照搬外国的经验。
我认为中国IT业的机遇很好，因为中国的业界发展相对稳定，盘子愈来愈大，相对而言，国际的大型IT公司不断兼并重组，业务发展受到一定影响。所以中国企业应进一步到外国开拓市场，把中国的品牌打响。但也要注意风险，因为运营商的资本投资较大，投资年期较长，最少要3-5年，如果中国运营商没有好好掌握外国市场风险及政治风险，便有可能吃大亏。
《21世纪》：根据ITU的研究，中国的DOI指数(数字化机会指数，根据11项因素评定一个国家的数字化发展机会)在2001年到2005年增长很快，2005年已经达到0.42(印度是0.29)。加上这次ITU国际电信展在香港举行，及上月你当选ITU副秘书长，这些是否说明了ITU和国际电信业为何如此重视中国市场？
赵厚麟：中国因为底子比较薄，市场比较大，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市场几乎饱和的欧洲。中国的电信网用户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因特网用户数已经进入全球前十位，用不了几年排名还会上去的。
中国电信网络应用方面的多样化也很明显，拥有几乎所有的新业务，甚至服务的多样化比欧洲运营商提供的还要多。我们电信产业的制造商发展也很快，不管是大型企业如华为中兴大唐，还是中小企业，发展都很快。因此，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速度是没有人能比的。
《21世纪》：你说到要缩小数字鸿沟，你如何看待在中国农村推动ICT服务?
赵厚麟：我们对于在农村提供ICT服务很积极，ITU刚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教授和几家运营商签定协议，推出“ICT赋能网络”。尤努斯教授会把他们的“电话女士”发展成“网络女士”，在各个贫穷农村中推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可望缩小数字鸿沟；我看到中国几个运营商都很努力发展农村市场，这一方面是一门有前景的生意，另一方面也会对整个IT局面造成正面影响。
3G牌照三张不嫌少，四张不嫌多
《21世纪》：你对中国3G的发展和网络布局的重组有什么建议?
赵厚麟：什么时候发牌照这些问题都是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我可以谈谈个人的一些观察。
英国2004年发了6张牌照，政府一下子赚了几十亿英镑，而竞拍成交的价格比政府提出的起始价格高出四五十倍，显然是市场太疯狂了，英国市场那么小，6个牌照太多了。其后德国和法国发3G牌，也有考虑不周之处。
发牌只是3G开发的一个方面，运营商还需要建网、开发等其它投入。德国的经验就是买了牌照的企业合起来建设网络设施，共享这些基础设施可以解决重复建设的问题，也可以减少基础设施的投入成本。中国也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也在考虑这样的做法。
《21世纪》：你认为中国3G牌照发放多少张比较合适?[!--empirenews.page--]
赵厚麟：我个人认为三张不嫌少，四张不嫌多。
《21世纪》：你对TD-SCDMA牌照的发放有什么看法?
赵厚麟：TD-SCDMA在中国投入那么大，牌照肯定会发出去。在其它的3G标准也没有开发完善的情况下，TD-SCDMA和他们的差距也不是很大，还是有机会发展的。我认为在奥运会之前，花一两年时间把大城市的3G设施建设好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到时候能有多少用户？是否需要漫游？是另外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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