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委急辩手机核准制 恢复信产部主导呼声四起

信产部关于手机产能的警告并未遏制国家发改委继续发放手机牌照的举措，“手机产能限制论”已经一浪高过一浪。

在手机企业不断衍生和牌照不断发放的进程中，质疑声四起。

“目前中国手机业还是否需要牌照制度，手机牌照与手机产能是否应该挂钩，目前手机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谁负责？”8月25日，手机核准制遭到一位业内专家的严厉批判。

发改委发牌数多于信产部

事情的缘由是8月20日，国家发改委又出乎意料地发放了4张手机牌照，核准了郴州高斯贝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汇讯通讯有限公司、深圳市宝捷讯电子有限公司、中宝移动技术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的移动通信终端项目。

上述专家指出，“国家发改委此次连对手机业的风险都不再提醒”。

此前发改委的几十份手机牌照发放公告中，每次都有预警提示，称“目前手机市场供大于求，产能不断增长，行业投资风险加大，提示拟进入该领域的企业慎重决策”。不知从何时起，国家发改委的公告中省去了这些“风险提示”。

业界似乎已经“麻木”。

对于到底已经发了多少张手机牌照，国家发改委和信产部态度不一。发改委一直没有宣布数量，但信产部却对此做了精准统计。

根据信产部的统计，在由信产部主导牌照制度的5年多时间，信产部一共发出去49张牌照。其中GSM手机牌照30张，CDMA手机牌照19张，拥有手机牌照的企业38家。

自2005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移动通讯系统和终端投资核准的若干规定》以来，由国家发改委核准的新增手机企业有41家，其中外商投资企业11家，国内企业30家。

可以看出，国家发改委2年内比信产部5年内增加的手机牌照还多。

信产部发严重警告

对此，信产部一些官员已经发出了强烈的警告，这种警告已演变成对手机产能的巨大担心。

据信产部上半年电子信息产业经济运行情况的统计，1-6月全行业共生产手机26298.4万部，同比增长28.8%。

在业内一次会议上，信产部综合规划司司长莫玮曾警告，国内手机产能已严重超过需求，截至今年5月，经过核准的手机生产企业产能达到每年5亿部，但国内市场的年需求量仅约为6000万到1亿部左右。

中兴通讯手机事业部一位人士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手机企业分高端、中端、低端三类，从整体看，肯定是过剩的，过剩集中反映在中档手机，因为手机最难做的是两头——高端和低端，中档手机利润最薄，但最容易进入。

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将加剧原来已经十分激烈的市场竞争。

目前，这种失衡趋势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这主要缘于深圳“黑手机企业”的越做越强，以及手机核准制的“宽容”。

“深圳的手机企业基本上有两个来源，一是一些老牌手机企业衍生出来的；二是原来的电话机生产商转型而来。”一位深圳手机业人士如此向《华夏时报》透露深圳黑手机企业的产生链条。

“在深圳，手机企业太容易翻版再造了”，上述深圳手机业人士揭示了几种诞生模式：一是大型民营手机企业的创始人的家族成员自立门户；二是一些手机企业的营销总经理或副总裁在融得一笔资金后创业；三是原来的电话机制造商有渠道、有场地，轻松转型做手机。

每个模式都有无数例证。最著名的是电话机大王侨兴集团创始人吴瑞林家族，吴瑞林曾是中国最大的电话机生产商，其亲哥哥蔡清楚是天时达集团董事长，两人的外甥黄朝晖是深圳中天通讯公司董事长。吴瑞林及其数个儿子本身拥有侨兴、CECT两张牌照，天时达同时还拥有松讯达的手机牌照，“事实上还不止以前报道的这些牌照，今年吴瑞林还有一个外甥获得了手机牌照”。

《5号文件》是否需要恢复

发改委的手机核准制丝毫没有阻挡新企业获得手机牌照的积极性，已引发手机业对是否需要恢复《5号文件》的思考。

“现在来看，5号文件改良比废止更有利，如果使用得当，5号文件不仅不会成为某些企业的绊脚石，反而会促进、推动中国手机产业向更规范、更有序的层次发展。”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副会长谢麟振曾对记者如此表示，谢麟振曾是主管手机的信产部电子产品司副司长。

有企业几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手机牌照取消了，会让目前已经呈现一定混乱局面的手机市场更加无序，手机业有可能步影碟机、彩电等恶性竞争的后尘。几年后的现状显然部分实现了上述预言。

目前，业内质疑核准制导致了手机产能过剩，而国家发改委对产能过剩并无限制意愿。有媒体曾采访国家发改委负责手机核准的高新技术司信息产业处一位处长，其明确表示：“发改委从未有意限制企业产能。”

该处长指出，产能只能由市场来调节，发改委不会对此做限定，政府只能建议和提示，而核准制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包括政府鼓励支持企业重组和加大对“贴牌”等的整治力度就是—种宏观调控。

“到底是否需要重新恢复由信产部主导牌照的《5号文件》，我觉得只是一些老牌手机企业的一厢情愿，这个潮流不可逆转，但目前手机业的混乱现状如何改变，由谁改变，迄今没有任何部门提出。”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