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健楷编辑：董指导支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1980年，无锡太湖边的742厂，突然来了几个日本工程师。742厂从做二极管起家，还承担着我国新型半导体的研发重任。习惯了埋头苦干、自己摸索的工人们，对日本工程师的到访，自然充满了疑问、好奇。而事实上，日本工程师此次前来是为了一个大项目。上一次外国人成建制地来到中国工厂，还是五十年代初，苏联援建了156个工业项目。而这一次日本工程师的到访，则是由访日的总设计师牵线。也基于此，原来毫不起眼的742厂，就此站上了舞台中央。742厂先后承担过三次中央级别的引进项目、被誉为半导体的“黄埔军校”，也是触动中芯国际诞生的契机。然而，随后的岁月里，742厂历经数次转手、沉浮，不禁令人发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日本工程师到742厂，是为了让老百姓看得起彩电。当时国产电视芯片量产难度大，导致彩电供给不多，完全满足不了老百姓需求。所以国家计委在1978年时就给742厂下了任务书：2.76亿元，引进东芝5微米产线，装配500万台彩电。对于日本企业而言，这是一桩好生意。东芝正在DRAM芯片领域与美厂酣战，急需资金购买各类设备，以充实“军火库”。而5微米产线，对中国企业很重要，但对于日本已经是即将被淘汰的“落后产能”，不必担心新技术泄密。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三十年来第二次技术路线转轨。“以市场换技术”的思想在彼时萌生，“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学习路径也提上了日程。而正在全力追赶美国的日本科技公司，也成了当时的最佳选择。双方一拍即合，742厂引进了东芝5微米芯片产线，当时，全国花了13亿引进33条产线，742厂就花了20%。这条产线，除了一般的设计、制造、封测三大环节外，还有设备、材料和“三废”处理系统，几乎无所不包，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引进的最大最齐全的芯片产线。设备有了，人还缺。于是，电子工业部特地从重庆24所调了500人来到太湖之滨，成立了无锡分所。后来，24所无锡分所与742厂合并。工厂与研究所双剑合璧，从东芝引进的5微米工艺产线在1985年通过验收。随后，742厂承担了“531”工程的使命，向全国传播芯片技术的火种。各路考察团纷至沓来，742厂不仅送技术资料，还外派工程师支援。厂长王洪金甚至大手一挥：到742厂学习，除了吃饭要钱，住宿不要钱！口气很大，但742厂的生存压力并不小。为了加快量产，742厂也摸索出了几条教科书路径：产学研结合，与东南大学联合办学，培养芯片人才。一方面，东大负责给企业职工做经常性培训、考试，即便是资深的工程师也需参加考试。另一方面，东大派来教授，培养微电子专业人才，本科生前三年上理论课，最后一年到厂里实习，“真刀真枪的搞毕业设计”。搭质量体系，要求原材料生产商执行ISO9000标准，和上游厂家建立信息联络员，并配备第三方审核。组织供应商每年开会，分享成功经验，奖优汰劣。成立行业协会，便于国内工厂互通有无，加速整体进化、促进市场挖掘。人才、质量、市场三管齐下，742厂成为“芯片之王”。1987年，全国生产了近8000万块集成电路，742厂占比达到40%。742的表现，吸引了国家的进一步投资，而且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中国华晶。最高领导人还曾题词：华晶，是中国的华晶。
1990年，华晶已经集齐了国家半导体工程里的“三颗大龙珠”：日本东芝5微米产线、德国西门子2-3微米产线、美国朗讯1微米以下产线（即908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华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公司知道怎么省钱了。产能要扩大时，职工们否决了简单粗暴“买设备、多投料”的方法，而是充分利用旧设备，自行研发新工艺，只用了3000万就达成翻倍目标。相当于，华晶用十分之一的预算，建了一个与原来东芝产线产能相当的新厂。公司的研发也在提速。1993年底，华晶引进的西门子2-3微米产线，按时通过中德两方验收。仅一年后，华晶的1-1.5微米研究开发线建成通线。同时，华晶先后制出1微米芯片、DSP芯片、1兆位maskrom等在国内一骑绝尘的新产品。然而，随着消化、吸收不断发展，华晶终于遇到了“学习曲线陷阱”：再创新。没有再创新，就很难进军高世代线。就像高考生拿到了一套带解法的卷子，重复做很嗨，但如果换了另一套难度更高的卷子，问题就会出现了。为什么“再创新”如此困难？因为除了中间的生产环节，华晶的上下游两头都在外。设备、材料等上游环节，跟着最先进的生产线往前演进，落后的产线无法培育先进的上游。而电子整机等下游环节，也在最具消费力的市场诞生，后进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先进经济体的产品输出。没有掌握终端产品规格的话语权，落后的产线只能采取中低端市场的替代策略。而随着时间推移，国内对华晶的评价也在发生变化，有人甚至认为，华晶908工程，可能搞不定了。担忧在于无情的时间。第一次引进东芝产线，审批两年，学习五年，一共七年。第二次引进西门子产线，审批五年，暂停两年，学习三年，一共十年。第三次引进也就是908工程，审批两年，找合作伙伴花了三年。在1995年时，全球芯片工艺早已推进到了1微米以下，而908工程却还没什么动静。而另一个令人更加心虚的问题则是：市场在哪里？第一次引进，面向彩电，而80年代几乎每省都有国营彩电厂，国家也实行了市场保护政策，消化华晶的芯片产能不成问题。第二次和第三次引进，都面向程控交换机，彼时“七国八制”，通讯设备市场竞争惨烈。和国际相比，步伐缓慢的华晶，拿什么去绑定这些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公司？屋漏偏逢连夜雨。华晶的下游合作公司，也遭到了“水货”产品的冲击，销售下滑，导致华晶也订单稀少。1997年，华晶工厂内原定满产1.2万片的0.8微米工艺产线开动，只用了一半的产能。而当年华晶亏损达到了2.4亿。华晶大门口竖起了“危机意识和紧急行动”的标语，而又该如何行动呢？
1998年1月中旬，908工程对外验收通过，在场领导、以及美国朗讯副总裁都热烈鼓掌，但与会的华晶人心里，却无一不沉重：908是通过验收了，但最新一轮909工程，已与华晶无缘。华晶人自感有负于“民族重任”。但归根结底，华晶的巨亏，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不管多努力，华晶都无法走出“摩尔定律牢笼”：官方对电子产业的重点工程有两个终极诉求：满足国计民生，追逐摩尔定律。前者关乎市场需求，后者关乎技术前沿。不管是哪个诉求，都必须满足经济性、可持续性的要求。也就是说，最终的现金流回报应该是正的。而要完成两个终极诉求，需要先后走完四步：学习好技术，构建产业体系，满足市场需求，追逐最先进的制程。事实证明，仅第一项任务就已经足够耗时了。而且，还要和审批赛跑，两年的审批通过，摩尔定律下正好技术提升一代，产线刚上线，就落后了。华晶背负着时代使命赋予的包袱，最终陷入了“摩尔陷阱”。反思之后，华晶管理层拟定了“以市场为龙头”的方针，四处奔波找订单。在华晶上下焦头烂额的时候，中国台湾芯片创业者恰如其当地出现了。中国芯片业的先驱朱贻玮曾回忆，他从燕东微电子退休后，在1997年赴台参与两岸同仁交流会。当年，他协助一些创业者来大陆考察，台胞关于在沪设立8英寸厂，和为绍兴华越或无锡华晶解困等问题进行了商谈。1998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陈正宇设立了香港上华，参与无锡华晶产线管理。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接触。上华先是做“来料加工、委托管理”业务，随后还与华晶组建了合资公司，成为大陆国营电子厂“混改先锋”。混改后，华晶由原来的设计生产一体化IDM模式，转为专营芯片代工的Foundry模式，造就了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芯片代工厂。华晶设计公司矽科的章程里增设了“竞争力提升制度”，混改激发了经营活力：人还是140来名，设备没有更新，但改制后的4个月，开发量较往年增加一倍，开发速度则比以往快了一倍，上半年拿回来的销售额就有4000万元，在同业中排名前五。而张汝京从中国台湾出来后，也是先到了无锡工作。看到华晶的改变，他也坚定了到大陆盖Fab厂的决心，有了中芯国际。2002年，华润收购华晶，改名为华润微，在中美摩擦、芯片受困之际，登录了科创板。
从742厂到中国华晶，再到华润微，是中国芯片跌宕起伏、与时代共振的六十年。742厂有英雄的气魄，他诞生于无锡棉花巷一家用土方法造二极管的工厂，完成了三大引进工程，并探索混改，闯出了一条新路；但它也有悲凉的故事，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追赶发达国家引导的摩尔定律，无疑是爬刀山，每前进一步都是血泪。而回顾华晶，正如前总经理苏广平所说，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当一块可靠的垫脚石”。华润微站在他们的历史遗产上，创造出了IDM的新大厦。对于历史悠久的国营电子厂，人们常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但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江山代有才人出。华晶作为“半导体黄埔军校”，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从华晶出来的人，有的留在无锡，成为江苏微电子业的中流砥柱；有的去了上海，成为华虹和中芯的骨干；而经历国际化锻炼，又回到大陆的程卫华，从华晶人到长江存储CTO，担下了存储芯片突破的重任。正是这些百折不挠的芯片骑士，他们见证过朝阳和黄昏，体验过兴奋和心酸，成为了中国芯片事业的坚守者和未来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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