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印度“杀猪盘”，中国手机品牌该不该撤退？

本文来源于台湾地区媒体《工商時報》，作者：單驥，國立中央大學榮譽教授、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APIAA、院士

近日，印度执法局要求所有在印度的中国手机厂商均须遵守其政府的最新指令：将其在印度的公司CEO、CFO、CTO等所有重要职务均换成印度人担任外，且其手机外包工作须交由印度公司，另在印度生产的手机也须经由当地印度公司出口至海外市场; 此外，也须允许印度公司入股超过50%，故有媒体称印方此一大开杀戒之举为“杀猪盘”。

据全球科技市场调研机构Canalys统计，2022年印度市场中，小米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以占比20%位居第一，其次为三星（19%）、Vivo（17%）、Oppo（15%）、Realme（14%）。 故现今在印度，排行前五大手机，除三星外，其余四家均为中国厂商。

若以屋漏偏逢连夜雨来形容也不为过，小米近日才在印度修正外汇法后，依印度打破法不及溯往的国际惯例，专门规定可以向前追溯50年的神逻辑，先被罚5亿人民币; 后因另一事由银行资金被冻结，惟其上诉于今年4月被正式驳回后，形同被印度政府没收46亿人民币，故媒体认为，小米过去十年在印度算是白干了。

诚然，目前上述中国手机公司的处境用进退两难来形容也不为过（事实上，这种情形与台积电在美的3~5纳米晶圆厂处境也很类似，现传出台积电拟停止3纳米生产以为因应）。本文现拟讨论的是，这些中国的手机厂是否该认真考虑退出印度市场？或以较低阶手机供应印度市场？

所谓形势比人强应是必要的考虑点。现今中印间因边界问题、美国印太战略的推动及印度总理莫迪日前风光访美等等，印度抗中已是十分明显的态势。而在此战略下，当然会是全方位的展开。美方当然乐见印度将中国手机厂赶出印度，或纳入印度囊中，至少，也能把印度市场让出一大半给韩国厂商，做为对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回报。而韩国是否会担心成为印度下一个开刀的对象？当然会，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尚不至有问题，且先进一步坐大再说。

就中国手机厂商来说，仍要再撑下去吗？要再撑下去，就须在全盘奉交印度后，复须因应日后在资金与技术无度的需索与胁迫，而最终落得财技两失。

对照过去美国可口可乐、芬兰诺基亚当年在印度的情况，现今在印度的中国手机厂商，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无任何成功逃脱的前例可循，因此，本文不看好中国手机厂在印度的前景。

当然另一种策略就是日后只供货低一代或二代的手机给印度市场，然此一策略在印度人全盘当家的情况下，是否可行？是否仍能保住印度市场？又是否能因应其他国家手机的竞争等，在在都是问题。很可能为保有一个虚幻的市占率，而落入无底的财务深渊中。国际诸多厂商在印度翻船的案例告诉我们乱邦不居的道理。

从国家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以市场换技术，也只有大国才有市场吸引力，也才玩得起，而中国与印度应是其中两大玩家。以高新的电动车产业为例，中国吸引特斯拉投资，用以激化中国其他电动车厂商的升级，而造就如比亚迪等世界大厂，此一刺激为正向的“鲶鱼效应”，十分成功。

相对的，莫迪的在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也是依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来实现，惟与中国的鲶鱼效应不同的是，印度是以政府公权力的直接干预，为其国内财团强取豪夺国外优质企业，故实可以“大白鲨效应”称之，很敢、也一直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