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电话亭，原来也有这么多故事……

1881年1月12日，在德国柏林的波茨坦广场，出现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小房子。

房子高约2米，尖顶方正，四周拉有窗帘，看上去非常神秘。

没错，这个小房子，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共电话亭（以下简称“公话亭”），当时被人们称为“Fernsprechkiosk（德语：电话亭）”。

公话亭的出现，距离亚历山大·贝尔发明电话，已经过去了五年。那时，电话技术正在全球风靡，深受人们欢迎。但是，很多家庭的经济条件有限，装不起电话。于是，电话公司就推出了公话亭，为公众提供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Fernsprechkiosk”当时采用的是纸质票服务，而非大家所熟知的“投币”。投币电话的出现，要等到十多年后的1899年。

那一年，美国人威廉·格雷（William Gray）正式发明了投币式公用电话，为公话亭的广泛普及奠定了基础。

威廉·格雷

此后的一百多年，正如大家所知，公话亭走进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它们服务于千千万万的居民，为人们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也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英国街头的公话亭

在公话亭的方寸空间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也见证了无数人的悲欢离合。

在很多人看来，公话亭并不仅仅是一个通信设施。它承载着自己的青春回忆，也记录着逝去的岁月时光。

█中国的公话亭发展史

电话技术诞生之后，很快就传入了中国。1882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我国上海滩设立了第一个电话交换所，装有1部公用电话。

1931年，上海电话局装置了4部公用电话。次年，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在租界启用了公话亭。当时，他们的电话为投币式。若要使用，需购买电话公司一种特质的铜制角币。

上海租界街边的公话亭

这类投币式电话机，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解放后，邮电亭、公话亭相继恢复，方便百姓通信。

20世纪50年代的邮电亭

1949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05%，每千人不到半部电话。北京市内的公用电话，加起来也只有41处。那时，最有效的炫富方式，莫过于在众目睽睽下，打上一通公用电话。

1951年5月，北京电信局为民众开通了“传呼公用电话”。如果你有事要打电话，就到离住处最近的公用电话站去打；别人打来电话找你，公用电话站会马上给你送信。

北京传呼公用电话的开办，极大地方便了广大市民。因此，人们也把公用电话叫做“人民电话”。

1952年，北京电信局决定，全市所有传呼公用电话一律试办“代传电话”业务。如果来电人说的事情简单，不需要和受话人直接说话的，可由公用电话的代办户（时称“公话人”）转达，由受话人付传话费即可；如果来电人要与受话人通话，由代办户把人找来。

到了1953年，北京的公用电话增加到514部。但这个数字仍然远远不够。

那时，在公话亭外的等候者，总是络绎不绝。而邮电局的电话线路，也经常繁忙堵塞。

这一头疼的情况，被市民调侃为：“装不上，打不通，听不清”。

李滨声创作的漫画《愚公新课》，讽刺北京46局电话打不通

（图片采自北京晚报）

1976年，更为便利的磁卡诞生了。“磁卡付费”模式代替了原有的投币式，为公话亭带来了改变。

进入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对通信的需求急剧增加。

当时，我们国家大力推动程控交换机的引入，也加大了对公共电话基础设施的建设。

电信局正在卸货程控交换机

1988年，磁卡式公用电话逐渐开始普及，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那一时期，有机玻璃材质的全封闭公话亭也开始出现，增加了通话的私密性。

截至1993年，北京公用电话（包括投币式公话亭、无人值守的公话亭和磁卡公话亭等）终于突破了一万部。

北京前门大街的公话亭

（采自北京日报 薛铁军/摄）

90年代的公共公话亭，很多都设立在城市商店里，或者路边门面。

这些公话亭设有专人值守。如需使用，需要人工现金付费。在公话亭内，通常放有电话簿，供使用者查阅。

2000年左右，国内公话亭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期。各地电信运营商不断建设新的公话亭，用于满足人们的通信需求。

在这些公话亭里，总有络绎不绝的用户，或是沟通信息，或是表达关爱。

对于小枣君这样的80后来说，校园里的这些公话亭，就是青春

1996年12月，中国电信发行了首套IC电话卡，也就是黄河IC卡，引起了社会关注。

黄河IC卡

所谓IC卡，其实就是卡面上镶嵌着一个集成电路（IC）芯片。使用时，将IC电话卡插入电话机读卡器，只有卡内有储值，就能够实现通话，

2000年之后，运营商为了相互竞争，推出了各种201/301/17908/IP卡。这些卡没有IC芯片，可以通过输入卡号和密码，进行消费。

复杂的使用过程

各类卡片的普及，带来了不断下降的通话资费，也给用户带来了实惠。

巅峰之后，就是衰退。

随着家庭固话和手机的不断普及，人们开始减少了对公共电话亭的使用。公用电话卡销量锐减，运营商也不再继续投入。

时间推移之下，越来越多的公话亭开始变得破败不堪，逐渐成为城市的伤疤。

破败的公话亭

公话亭的窘境不仅在国内存在，国外也如此。

在英国，在新通信技术的普及下，和大本钟等一同作为文化符号的经典红色公话亭，也逃不过被拆除或送往垃圾场的命运。

@Pete Read 于伦敦1987年风暴后拍摄

█公话亭的新生

2007年之后，我们进入了高速发展的移动通信时代，人们逐渐淡忘了公话亭的存在。

但是，近年来，人们又开始关注公话亭，并挖掘它的新价值。

• 红色公话亭

在上海，有几座公共公话亭，格外引人注目。

在我党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旧址附近，一座公话亭以“红色电波”为主题，“百色起义”、“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豪密”等红色记忆都一一浮现在市民眼前，亭内还设有“复刻版”电台设备。

在淮海中路沿线、毗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有的公话亭外形则被设计成了燃烧的火焰，又有着飘扬的旗身，上面赫然印着“初心之地，电波永传”几个大字。市民们不仅可以来聆听，还可以拨打热线来听红色电信故事。

公话亭不是城市变迁的沉默见证者，它们也可以是红色电信故事的有力讲述者。红色公话亭以它的方式讲述历史，又在讲述历史中重焕生机。

“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主题公话亭

（图片采自澎湃网：档案春秋）

• 城市服务公话亭

让公话亭“蝶变”，实现数字化转型，上海还进行了一些新探索。

2022年9月，上海现身多个“数字公话亭”，提供了多种便民服务：公话亭新增了24小时的公益快闪书功能，宛如一座“小图书馆”。

此外，“守望相助”服务，帮助迷路老人通过AI人脸识别找到亲属；刷脸叫车智慧服务、预约就医服务，多渠道解决了行人的需求。

这是临汾路街道与上海信投、天翼数字生活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信上海分公司北区电信局共同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公话亭助力有温度的便老服务，为市民构筑一道户外“安全网”。

公话亭的公益快闪书

（采自小红书@AKira23114）

数字公话亭服务页面（图片采自腾讯网）

在北京西单商圈的大木仓胡同东侧，街道上立着印有“5G信号已覆盖”红字的升级版公共公话亭。它拥有多点触控屏幕，能多口提供充电服务，同时带有信息导览、Wi-Fi和5G微基站等便民服务。

目前，升级版的公话亭已覆盖天坛公园、三里屯等地。

• 文创公话亭

除了通信职能和便民服务，公话亭也能作为文创品，亮相于各大博物馆。

在北京海淀区的中国电信博物馆，便设有供观众参观打卡的公话亭，设计元素与传统节日相结合，吸引了众多游客在此驻足打卡。

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的文创商店里，公话亭在凸显时尚感的同时，与红色元素紧密结合。

中国电信博物馆展厅里的公话亭

作为文创品的公话亭，是文化的灵活载体，更是与时俱进挖掘旅游资源的参与者。

█ 结语

总而言之，公话亭是城市的一面镜子。

它们能窥探到一座城市的历史人文、审美意识与城市性格。它们默默关注着城市的变迁，也记录着时代的沧桑。

若干年后，也许公话亭会彻底从我们的身边消失。但请不要忘记它们，不要忘记它们对人类进步所做出的卓绝贡献。

感谢你，平凡的电话亭！

—— 全文完 ——

本文作者：王牧贤/小枣君

未特别注明的图片，均来自互联网

参考资料：

1、北京日报；

2、通信世界；

3、上海公用公话亭成传承红色文化新载体，新华社；

4、吴婷婷：北京公用公话亭“新装”初步亮相，未来将可充电可上网，新京报，2022-04-12；

5、金姬：上海电信这十年：持续赋能“国际数字之都”，新民周刊，202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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