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克隆绵羊——多利的诞生曾引起全球轰动。
人们忌惮于克隆技术带来的对人伦的挑战，但又对克隆技术的新奇充满遐想。
生物医用材料，在不久的未来可能同样会再次引发全球关注。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生物医药与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潘浩波把该材料称之为
“开启第二次生命的催化剂”。
生物医用材料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产业化困难、融资困难一直是潘浩波等科学家的心结。但出人意料的是，随着近日疫情在全球蔓延，生物医用材料突然被推上舞台。
春江水暖鸭先知，资本市场的嗅觉最为灵敏。从之前几乎被资本打入冷宫，到如今资本竞相询问，反差可谓巨大。
那么，我国生物医用材料的春天真的到了吗？
作为深耕生物医用材料十数年、一手创办两家生物医用材料公司的专家，潘浩波亲身经历了生物医用材料从科研到产业化的每个步骤，也深知这个行业发展的困难。
眼前这突如其来的魔幻变化，没有打破他一贯清晰理智的判断。他对《大国之材》表示，
经此一“疫”，希望各界资本以后能够相对具有长远眼光，更希望大家能深刻认识到生物医用材料的发展问题及发展空间。01
化学世家诞生的医学杂家
潘浩波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化学世家，爷爷奶奶是大学化学教授，全家整体研究方向都以化学为主。在家庭的熏陶下，他自幼对化学感兴趣，进入大学后，自然而然地学习起材料化学。
其后，在前往密苏里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潘浩波机缘巧合地选择了生物陶瓷材料作为研究方向。也正是在赴美求学的这两年间，潘浩波开始意识到生物医用材料的重要性，并认定生物医用材料将来会是一个巨大的热点。
据潘浩波回忆，刚到美国的他很不适应那边的节奏，对生物医用材料也不甚了解。他与生物医用材料的结缘完全要归功于其硕士导师，一位要求严格的老学究。
“每周开一次组会，汇报个人的工作进展，如果一周没有进展就会被警告，要是连着两周都没有一点反馈就直接被辞退。”潘浩波对当年的求学经历记忆深刻，现在回想起来仍有股紧迫感，语速不自觉加快。
“我们同一批的同学，有两个印度的学生都被辞退了，最后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印度学生两人留下来了。”与在上海读本科时松散的通识教育不同，这里是处于高压状态下不断有产出的状态。
这种教育模式让潘浩波深受触动，他将当时的求学状态形容为“好像生存与死亡这个界限”。而正是在这种淘汰制的高压下，潘浩波必须要在两年内不断地进行大量阅读、大量实验，并开展大量工作。“我觉得这段经历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最重要的一个转变。”潘浩波表示，基于大量的深入研究及答案求解后，他从一个“门外汉”彻底转变为对生物医用材料兴趣浓厚的专家。
在研究过程中，潘浩波还发现一个现象：
“在医学研究中，很难用单一学科打天下，他一定是个杂家。”因为生物医用材料涉及面大，包括材料学、工程学、动物学、细胞学、临床医学，甚至是3D打印等新兴学科，这是个系统的科学。
从材料学的通识教育到深入研究生物陶瓷材料，潘浩波认为，自己下一步应该走向医用材料临床应用。
2007年，潘浩波在香港大学牙科生物材料专业获博士学位，并留港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2009年受聘于香港大学医学院矫形与创伤外科学系担任研究助理教授。
十年一晃而过，从当年赴美留学，再到留港做研究，潘浩波在生物医用材料方面的研究成果开始陆续成熟，其眼界及对行业的认识也有了极大提高，但碍于平台等原因却面临发展瓶颈。每每与博导谈起未来，两人都感慨万千。
他期待拥有更广阔的的舞台来实现自己这个医学“杂家”的梦想。02在“科技创新之都”打造成果转化样本
2011年，中科院深圳先进研究院院长樊建平给正在寻找舞台的潘浩波抛来橄榄枝。
“当时香港更多的只是追求教育、追求发文章，很难进行成果转化，所以当先进院的院长樊建平跟我说
‘深圳是一个沃土，它不但在科学研究上可以自由探索，同时帮助促进成果转化’，这个是打动我来深圳来组建团队的重要原因。”
据潘浩波介绍，距离他加入深圳先进院正好8年，如今其团队人数已达100余人，组建了共有11个课题组。他不禁感慨道：“这样的舞台期待已久。”
正式加入深圳先进院后，潘浩波和团队致力于研究新型骨科植入的生物材料，其核心是可生物降解的生物活性材料，可促进细胞的分化以及再生。
2013年，基于自己的研究成果，潘浩波先后创建了两家生物材料公司，开始实现自己的科研产业化梦想。
创业过程中，潘浩波饱受企业经营之苦，尤其是在融资方面。
“生物医用材料认证周期长，短期回报小，再加上国内资本市场相对短视，造成这个行业普遍融资难。”潘浩波表示，当年自己带着公司BP到处找投资人，但收效甚微，最后拯救自己公司的还是深圳这个“科技创新之都”的政策优势和平台优势。
潘浩波表示，由于其团队每年都能获得一些科技项目及科技部的重点研发计划，这些资源让他们从前期研发到后期项目落地走得更为顺畅。另外，在初创企业配套方面，深圳市做得很到位。
“深圳在国内被叫做‘科技创新之都’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片土壤能够让很多的好的点子真正走出来，如果在其它地方很有可能活不下来。”潘浩波再次发出感慨。
目前，潘浩波团队研发的新型骨科植入医用材料正准备进入临床验证阶段，预计一两年内可以拿到国家三类医疗注册证。如此，便能彻底实现他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初衷及进口替代的目标。
同时，潘浩波团队也在加快下一代生物医用材料的研发，并把这块高地视作行业制高点。
0270%用于解决进口替代，30%用来打造行业制高点
据潘浩波介绍，生物医用材料是自西方发明显微镜，对微观世界有认知后，才开始研究的系统科学。显微镜的诞生不过百来年，但最新的生物医用材料在科研领域已更新了数代。
“第1代主要是安全性，材料和细胞交融之后不会导致细胞受损伤；第2代不仅要有安全性，还得具备有效性，材料能和周围组织进行有效融合，这是现在临床应用上的主流材料；第3代将和生命科学有机交融，是一种智能材料，不仅能促进人体组织重建，还能在表观遗传上促进发育。”
潘浩波表示，他所定义的“开启第二次生命的催化剂”正是指第3代及其后的生物医用材料。据了解，第3代已经处于产业化前夕，但距离真正实现临床上的批量应用可能要5到10年。目前，各国都在致力研发新型生物医用材料，为人类的衰老和疾病提供新型的组织与器官。潘浩波及其团队也是如此，他们甚至开始对第5代开始展开想象。
“如果你没有前瞻性地去抓住下一步时代发展的脉络的话，那永远都只能是进口替代，所以
我认为要把70%的重心放在进口替代，但是不要忽略了还有30%一定要实现弯道超车，这是为赢得接下来5年、10年、20年所必须要做的事情。”
用潘浩波的话来说，我国生物医用材料的研发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行业专家人才辈出，但在产业化方面却不尽人意。
这也正是他多年来不断呼吁各界重视生物医用材料产业化并以身作则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原因。
“科学家做的事应该只是孵化，把材料研发出来并获得认证，但后面小鸡变大公鸡不应该是科学家的事，也不是我们科学家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实现的。”经历过创业的潘浩波深刻体验过科研成果转化对科学家的消耗。
他认为当一款生物医用材料产品进入成长阶段，一定要依靠大型的国有的企业或者民族品牌，才能够实现它的第2步战略发展。
另外，生物医用材料中小企业融资难也是行业现状。
对此，潘浩波一方面对市场资本呼吁“将投资眼光放长远一点”，另一方面建议政府成立关于扶持生物医用材料初创公司的基金平台。
“比方说政府每年拿5个亿，来设定100个或者200个项目，让5年内有核心知识产权的真正的科技创新企业来申请这些项目；后面再由政府或民营基金进行第2轮筛选接收其中的优质项目；那么等这些慢慢成长起来的项目进入市场之后，才能真正被民营经济和社会资本消化吸收。”
访谈最后，潘浩波对《大国之材》感慨道：
“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们最希望的就是研究成果能够真正用于临床，这是对科学家最大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