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疯狂圈地：多晶硅过剩警报骤响

　　光伏发电市场的发展在正式启动之际就已经进入高潮。仅本报接触的几家公司中，目前他们基本落实的发电项目产能，已经是政策规划2010年全国产能的13倍，2020年全国规划产能的2.2倍。

　　西部广袤荒漠，正成为光伏发电投资商的新乐园。以建设规模庞大的光伏电站为名，他们甚至争相圈下相当于中等城市面积的巨幅土地。这些土地大多无偿划拨，只是电价政策至今未出，拟建的绝大部分项目仍未开工。

　　不过，光伏发电投资商的热忱，并未能阻挡其上游陷入新一轮宏观调控的风暴中心。8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称，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出现重复建设倾向，要重点加强包括多晶硅在内的诸行业发展的指导。

　　此时，光伏发电大面积的“圈而不发”已陷入“口水仗”：这是否会催生行业泡沫，这是会强化垄断，还是只是新兴行业发展初期的暂时现象，抑或剑指融资的“钓鱼工程”？

　　圈地

　　按照目前的圈地速度，中国日照资源丰富且交通便利、临近水源、并网方便的优质地区，将像几年前的风电那样，很快被“瓜分”完毕，而且大部分都被国企占领。

　　8月28日开工的敦煌项目，也是中广核太阳能公司、比利时羿飞(Enfinity)公司联手开拓中国光伏发电市场的起点。6月底，上述两家公司刚刚联手以1.09元/度的上网电价，赢得了这个项目。

　　他们计划在建设10兆瓦特许权项目的基础上，在这片戈壁上开发5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这将是甘肃省敦煌市七里镇周边50平方公里的沙漠，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面积的土地。

　　日前，这两家公司与敦煌市政府签订了框架协议，初步确定以国有土地无偿划拨的方式获得上述土地的使用权。羿飞公司大中国区执行副总裁张桢称，这些地区以前只能看到“大漠孤烟”，建成光伏发电场后，像“向日葵”一样随处可见的太阳能电池板，将成为荒漠中的新风景。

　　以这一项目为标志，中国光伏发电迅速形成“跑马圈地”的热潮。大唐、华能、国电、华电、中电投、中广核、中国节能等电力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正在成为这一轮光伏热潮中的主导力量。他们像5年前抢占风力资源丰富地区那样，又一次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日照条件较好的地区大举扩张，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计划建设光伏电站的大片土地。

　　中国最大的风电企业――国电集团旗下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又开始了在光伏发电领域的领跑。今年以来，该公司已在青海、内蒙古等地签订了总计装机容量1050兆瓦的7个光伏发电项目，规划用地数十平方公里。

　　龙源电力一位高层透露，在土地使用上，公司倾向于以比较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产权，而无偿划拨的方式仅能拿到使用权，无法获得资产增值，在公司上市、项目转让时也可能会遇到法律方面的障碍。

　　中广核能源和羿飞公司初期计划联合开发的10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如今已基本落实。除敦煌外，在甘肃酒泉、内蒙古正蓝旗等地，两公司组成的联合体都已与当地政府达成建设光伏发电场的框架协议。在土地方面，基本都是以“零地价”的方式获得了土地使用权。

　　西部地区的地方国企，是逐鹿光伏发电市场的另外一支重要力量。甘肃省政府下属的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已经在武威市丰乐镇空星墩滩一片24平方公里的戈壁滩上，开始建设4000吨/年的多晶硅项目，装机容量1000兆瓦的光伏电站项目，以及10兆瓦的光热项目。在酒泉、张掖、嘉峪关三地，该公司还在规划建设各100兆瓦的光伏发电项目。

　　一些民营光伏电池制造企业出于延伸产业链和推广使用自己产品的考虑，也已开始大举圈地建设光伏发电项目。无锡尚德日前与陕西省、青海省、宁夏石嘴山市和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拟建设总装机容量达1800兆瓦的光伏发电项目，总投资约300亿元。该公司没有披露项目涉及的土地情况，但业内人士估算，如果上述规划项目全部建成，尚德总计使用的土地面积将超过50平方公里。

　　相关人士称，按照目前的圈地速度，中国日照资源丰富且交通便利、临近水源、并网方便的优质地区，将像几年前的风电那样，很快被“瓜分”完毕，而且大部分都被国企占领。

　　不过，一位外资发电企业的高层认为，中国适合建设光伏电站的沙漠戈壁很多，目前远没有圈完，也不会圈完。

　　虚实

　　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称，一些企业将圈来的钱转化为不动产，形成“钓鱼工程”。

　　光伏电站的盈利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光照资源。相同的技术设备，在光照条件好的地区能获得更好的日照小时和日照强度，发出更多的电量，进而获得更高的收入。

　　基于这一原则，投资商目前圈地的重点都是年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青海、宁夏、甘肃、新疆等西部省份。这些地区有大量的沙漠戈壁，多年来一直无法开发利用，但由于光伏发电技术的成熟和成本下降，其适于建设大规模光伏电站的特点开始显现，致力于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地方政府，也发现了“变废为宝”的新机会。

　　投资商抢占优质资源的强烈愿望，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迫切心情形成合力，推动着原本人迹罕至的荒漠迅速成为企业争抢的热土。

　　敦煌市发改委一位官员称，敦煌地区资源丰富，地域面积广阔，光照条件好。“我们急切地盼望加快敦煌光伏电站的建设，希望有更多的企业来投资开发。”他说。

　　一家电力央企的内部人士称，地方政府乐见多家企业前来圈地建设光伏电站，这样能拉动地方经济更快发展，也能利用企业之间的竞争，让当地获得更多收益。

　　大部分开发商希望能以国有土地无偿划拨的方式，低成本获得建设光伏电站所需的土地。在他们看来，如果通过征地的方式拿地，不仅费时费力，还会大幅提高建设成本，在当前的电价水平下，成本高企的光伏发电很难产生理想的投资收益。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最近正在和当地政府协商办理武威市24平方公里戈壁滩的用地手续。该公司一位人士表示，如果以每平方米14元的价格征地，则仅土地费用就超过3亿元，项目很难盈利。

　　地方政府的着眼点则在于光伏电站建设产生的长期收益，以及对当地设备制造业产生的拉动，后者对地方税收和就业的带动作用更为明显。对于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基本都是很难有其他利用价值的戈壁荒滩，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地方政府愿意采用无偿划拨的方式，帮助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土地使用权。

　　目前来看，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地上演的光伏圈地热潮，还没有给投资商和地方政府带来现实收益，已经签约的绝大部分项目仍处于前期准备阶段，规划使用的土地基本都未完成正式的划转手续。

　　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称，由于光伏发电的电价政策尚不明朗，绝大部分项目的上网电价没有确定，因为担心收益水平具有不确定性，投资商不愿贸然开工建设。

　　而且即便开工建设，开发商也会分期开发，其占用的土地全部建成光伏电站，通常需要至少5年的时间。

　　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称，“圈而不发”的虚假繁荣，已经使光伏发电领域出现了泡沫。这种圈地，很大程度上是一些企业将圈来的钱转化为不动产，形成“钓鱼工程”，以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的名义圈到更多的资金。这些行为对于拉动经济、促进就业和推动行业发展，都没有产生实际作用。

　　“很多企业是在圈地和圈钱，而不是为了发电。”潘家华说。

　　规制

　　敦煌项目招标完成后，发改委曾多次召集企业、专家进行研究，但目前还没有最终决定光伏发电的上网价格，也没有决定建设多少电站。

　　8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包括多晶硅产业在内的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采取措施，包括严格市场准入，强化环境监管，严格依法依规供地用地等。

　　在下游光伏发电领域正在进行的圈地运动是否正常，政府是否需要出面干预，这是两个决定着行业发展，却又难以找到统一答案的问题。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称，光伏领域的圈地运动很难避免，在一个新兴行业发展的初期，例如几年前的IT领域，都会出现跑马圈地的现象。而从现实因素看，很多电力企业的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以及常规发电项目的建设放缓，也使大量资金涌向刚刚兴起的光伏发电领域。

　　“政府不要干预太多，不用刻意阻止他们。”杨富强说，适度的竞争有益于行业的发展，但政府也不应无所作为，应给大家发出预警信号，告诉企业投资太阳能的风险很大，不要盲目进入。

　　从2005年开始的风电发展热潮中，政府对于风电领域的跑马圈地现象就没有刻意打压。中国的风电装机最近几年一直保持了年均增长超过100%的记录，不过发展中也出现了部分投资商占而不发、土地闲置的情况。

　　一位央企人士告诉本报，他手头上有多个投资商找上门来希望该央企接手的风电项目。这些项目已完成了前期工作，获得了核准文件，但由于无力后续投入，或者最初就想通过倒手赚钱，这些项目在圈地之后一直没有开工建设。

　　下转29版

　　上接25版

　　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称，跑马圈地反映出企业投资积极性，是件好事，但不应放任。政府应制定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促进行业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则防止垄断。

　　从今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光伏产业的扶持力度，迅速启动了光伏发电市场，但行业发展中出现的过度竞争等问题，也让一些政府人士产生了担心。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在5月份的一次行业论坛上就表示，发展新能源既要积极，也要实事求是，不能简单地急于求成。

　　史立山表示，政府部门将会探索建设更大规模太阳能光伏电站的管理措施，也会完善有关的价格机制和管理程序，为光伏发电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和政策环境。

　　今年7月30日召开的国家电网公司促进新能源发展工作会议上，主管部门首次明确地释放出希望光伏发电产业适度发展的信息。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处处长梁志鹏在这次会议上表示，综合考虑电网接入条件、设备制造商生产能力以及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规模等因素，光伏电站在现阶段应以适度规模发展，不可能一下子建设很大规模的光伏电站。

　　在梁志鹏看来，未来两三年时间内，国内的光伏电站建设规模以100多万千瓦较为适宜，这一规模约占2008年国内光伏电池产能的1/3。在单个项目的规模上，1万千瓦或两三万千瓦比较适当。

　　在2007年发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中国提出到2010年，光伏发电总容量达到30万千瓦，到2020年达到180万千瓦。业界预期，在即将公布的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中，2020年中国光伏发电的总装机容量将达到2000万千瓦。不过从各省区及各大投资商公布的发展目标来看，全国2000万千瓦的规划仍偏于保守。

　　梁志鹏表示，敦煌项目招标完成后，发改委曾多次召集企业、专家进行研究，但目前还没有最终决定光伏发电的上网价格，也没有决定建设多少电站。不过能源局的想法是，先建设一批光伏电站，因为相对而言，光伏电站的建设管理较为简单，与其他电站没有太大差别。

　　事实上，政府部门在调控产业发展速度上，一直拥有简单而又有效的工具――项目核准和定价。地方政府为了规避风险，通常会要求企业完成前期工作、注册成立公司并获得项目核准后，才会真正把土地划拨给企业。

　　此外，为了避免企业占而不发，地方政府一般会在协议中规定，如果企业在获得土地半年内没有开工建设，政府就会收回土地。

　　这或许是政府并不急于出手干预的底牌所在。

　　尽管没有对上述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8月28日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光伏发电产业应做好规划，分步实施，把握好节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