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被人嘲笑的上海，如今撑起中国芯片的半边天！

2011年，64岁的上海芯片产业奠基人江上舟，走到了人生尽头。

弥留之际，他始终放心不下中国的芯片事业。

直到有人在他耳边大喊一声——“光刻机”，他才睁开了眼睛。但最终，还是抱憾离去。

上海，中国第一大城市。

大多数人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中国的经济、金融、航运中心，或者是老工业基地，纺织业发达。

但其实，今天的上海，更是中国芯片产业的排头兵！

上海的芯片产业有多牛呢？

数据显示，2020年，上海的集成电路产值超过2000亿元，全国占比22%。

乍一看，这数据好像也不咋地，但枯燥的数据背后，隐藏着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实：

上海已是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最完备、综合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

从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到材料、设备，芯片产业链五大关键领域，上海均有龙头企业布局。

紫光展锐、中芯国际、中微公司、上海微电子、上海新昇……这些普通人听来有些陌生的名字，却代表了中国芯片产业在不同领域突破封锁的希望。

以中芯国际为例，它是国内目前唯一能够提供14纳米制程的晶圆代工厂，7纳米也在全力冲刺。

除了中芯国际，上海还有华虹半导体。

这是全球十大晶圆代工厂中，中国大陆仅有的两家上榜企业，分列世界第五和第六。

在华为海思受限后，全球十大芯片厂商中已找不到一家大陆企业。目前，最有可能替补海思的，是总部位于上海的紫光展锐。

最新数据显示，紫光展锐在手机芯片市场上排名全球第四，仅次于联发科、高通和苹果。

上海对于中国芯片产业链的影响力，还远不止于此。

在我们被卡脖子最严重的两个领域——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上海都有布局，有的甚至代表了突围的最大希望。

以光刻机为例，上海微电子是中国唯一的光刻机巨头，有望在2021-2022年交付首台国产28纳米工艺光刻机。

一旦顺利交付，将是国内半导体产业史上的一座丰碑。

上海在蚀刻机上的突破，更是鼓舞人心。早在2018年，中微公司就研制出世界首台5纳米等离子蚀刻机。

目前，该公司的设备已成功进入台积电等国际一流厂商的生产线。

半导体硅片是生产芯片的基础材料。2017年之前，国内300mm半导体硅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信越化学、SUMCO（三菱住友）等少数日本厂商，垄断了全球一半以上市场。

直到2018年，沪硅产业旗下子公司上海新昇，成功实现300mm半导体硅片国产化，才打破了这一尴尬局面。

可以说，今天的上海，撑起了中国芯片产业的半边天，在某些领域，甚至是全国唯一的希望。

但就是这样一个上海，几年前，还被很多人嘲笑：错失了互联网行业。

2018年，一篇名为《上海是怎么错失这些年的互联网机遇的？》的文章，在网上刷屏。

文章认为，上海正在为它的保守付出代价，因为错失互联网，属于这座城市的黄金时代已经谢幕。

这篇文章的观点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的看法。在喧嚣的互联网时代，上海也确实显得有些寂寥。

与深圳有腾讯，杭州有阿里，北京有百度、京东等相比，上海似乎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互联网巨头。

不过，说上海没有互联网基因，也并不客观。毕竟，这里也出过易趣、土豆等，至今还活跃着拼多多、饿了么和B站。

但热闹的互联网之外，上海人还有更多的深谋远虑。

若是回顾1999年，大多数人会联想到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那一年，马云创办阿里，马化腾推出了QQ。

但其实，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原信息产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规划研讨会，准备花5年时间建两条8英寸芯片生产线。

对于在西方的技术封锁下，刚经历了908/909工程失败的中国半导体产业来讲，这已经是一个大胆的计划。

但来自上海的江上舟，却打破会上弥漫的悲观情绪，一举提出：“十五”期间，上海要建十条8英寸芯片生产线！

整个会场一片哗然。要知道，此前16年，举全国之力也才搞成了一条。

江上舟看似疯狂的发言，背后代表了上海对于产业转型的决心。

1998年，41岁的江上舟，从海南调任上海经委副主任时，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正经历国企改革、百万工人大下岗的阵痛。

纺织、钢铁、石化……这些昔日曾给上海带来荣耀的传统行业，逐渐成为历史的包袱。上海的未来要靠高科技和新兴产业，这已成为当时决策层的共识。

江上舟的任务，就是为上海筛选出这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成电路便是其一。

他通过复盘中国台湾新竹工业园的历史，并比较上海的优劣势后，向上海决策层建言：在浦东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3倍于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张江微电子开发区。

在江上舟看来：

华人在半导体产业的能力，世界数一数二，而上海又是最受国际资本青睐的内地城市，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只要张开怀抱，未来一定能超越中国台湾。

但半导体是个烧钱的行业，光靠上海一家，独木难支，必须寻求国家的产业支持。

于是，那年7月到10月，江上舟与海外专家马启元，频频通电话，商讨振兴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大计。

在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官员的努力下，2000年6月，国务院发布18号文件，首次制定了振兴半导体产业的政策，并对相关企业实施税收优惠。

18号文件掀起了海外华人归国、投资国内半导体产业的热潮，其中就包括张汝京。

2000年，被迫放弃世大半导体、离开台湾的张汝京，打算到对岸寻找事业的第二春。他一共物色了三座城市：香港、北京和上海。

在香港，他因土地问题而铩羽，到了北京，只有一位无法拍板的人陪同。而在上海，不但有大领导当场拍板，市长徐匡迪还亲自带他考察浦东，并放话：

“张江的地，你想要哪块都可以。”

最终，中芯国际选址在了张江。

对于彼时的上海来讲，中芯国际就是一面旗帜。在那一年前，市政府刚决定：聚焦张江，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而中芯国际也没有辜负上海决策层的期望。

由于引入了国际资本，中芯国际成功避免了类似无锡华晶（908工程）和上海华虹（909工程）那样，被西方技术禁运的命运。

再加上张汝京个人的能力，13个月建成一座8英寸厂，创下当时全球最快建厂纪录。然后是3座、5座……

短短五年，中芯国际便跃居世界第三，并一举将中国半导体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从3代缩小到1代。

虽然中芯国际一路高歌，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下，上海的造芯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造芯之难，不在某个产品，而在整个产业链。

中芯国际虽然解决了芯片制造问题，但从设计到封装测试，再从材料到生产设备……缺少哪一环都难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而这，从一开始，就是上海决策层考量的重点。

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华人聚焦张江，2001年2月，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蒋以任和经委副主任江上舟率团访问硅谷，并在那里组织了上海信息产业座谈会。

这次活动在硅谷引起巨大反响，原先预定的100人会议厅，挤进了300多人。

会上，江上舟激情四溢，描绘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雄心壮志，感染了在场所有人。他们中许多人，会后不久便卖掉国外的房子，回国创业。

不仅如此，在那次会议前后，包括武平、尹志尧、朱一明在内，一大批半导体产业的华人精英，在上海市政府的努力下，落户张江。

他们先后创办了展讯、中微半导体、兆易创新等企业。

上海市政府对半导体产业的重视，是他们选择上海、选择张江的原因。在张汝京眼里，上海决策快、效率高，而武平看中的，是上海对于高科技的理解。

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当地官员对于人才的渴望，以及对工作的竭尽全力。

在上海一次半导体设备展上，江上舟遇到了在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担任等离子刻蚀设备负责人的尹志尧。

彼时的江上舟，由于过度操劳，不幸罹癌，但他极力想说服对方回国创业。

“看来造光刻机、等离子蚀刻机比造原子弹还复杂，外国公司用它来掐我们集成电路产业的脖子，我们能不能自己把它造出来？”

尹志尧当时已年逾六旬，有些犹豫。这时，江上舟接着说：

“我是个癌症病人，只剩下半条命，哪怕豁出这半条命，也想为国家造出这个光刻机、等离子蚀刻机来。我们一起干吧。”

最终，尹志尧被江上舟的热诚打动。

比蚀刻机更难的是光刻机，也是制造芯片的核心设备。

长期以来，这个领域一直被日本尼康、荷兰ASML等少数几家企业垄断。只要他们不给光刻机，我们就不能造芯片。

为了攻克这一堡垒，江上舟力主将光刻机项目列入“十五”国家重大专项。

这一观点最终被采纳。2002年，在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的共同推动下，上海微电子在张江成立。

公司刚成立不久，总经理贺荣明就带着技术团队去欧洲谈合作，结果被人当“骗子”。在德国考察时，有当地工程师一脸鄙夷：

“就算给你们全套图纸，你们也做不出来。”

顶着这样的压力，贺荣明和他的同事艰难上路。20年后，上海微电子托起了国产高端光刻机最后的希望。

技术上的难题，可通过吸引人才来解决。但外部环境的残酷，却总教人落泪。

对于中国人想要挺进半导体产业的雄心，西方发达国家始终抱有戒心。

908/909工程先后因为瓦森纳协定对中国的技术禁运而夭折。曾掀起海外华人回国热潮的18号文件，也在出台后不久，遭美国施压，最终打了折扣。

来自竞争对手的狙击，更是毫不留情。

2003年，就在中芯国际一路高歌、筹备上市前夕，台积电以窃取商业机密为由，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

原本高速增长的态势，由此戛然而止。中芯国际不得不一边跟对手签下和解协议，一边奋力追赶。

到了2009年，眼看45纳米制程即将投产，中国大陆将第一次追平世界先进水平时，台积电再次使出杀手锏。

那年11月，美国加州法院判台积电胜诉。等待中芯国际的是：创始人张汝京辞职，赔款2亿美元，并无条件出让8%的股权给台积电。

输了官司的张汝京，在与律师通电话时，失声痛哭。临危之际，抱病接管中芯国际的江上舟苦苦支撑两年后，与世长辞。

中芯国际的惨痛经历，并没能浇灭上海人死磕半导体的决心。

事实上，从聚焦张江的第一天起，上海市政府对困难就有清醒的认识，一再指示张江高科技园区要有耐心，要坐得住冷板凳。

半导体产业是个烧钱的行业，一条产线动辄上百亿。

但在2014年成立大基金以前，整个国家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是不够的。用当时《财新周刊》的话来讲，“每年的投入只够修2公里地铁”。

在某个行业还没有获得大资金青睐时，一个地方政府投入这么多，短期内还看不到回报，极有可能成为政绩上的大坑。

更要命的是，就在上海死磕半导体的这20年里，互联网行业兴起，全国各地蜂拥而上。

在此期间，上海经历了种种困难，遭受了种种非议，有人质问“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更有人断言“上海已被互联网抛弃”。

在这一片喧嚣中，历届上海市领导班子始终顶住压力，按照既定规划，不断支持张江的半导体产业，累计投入数百亿元资金。

对于张江的考核，从一开始就不是产值，不是GDP，而是人才聚集度、企业孵化度和产业链完备程度。

20年的坚持，最终换来了完美的转身。

2018年，从中兴、华为开始，中国公司遭到美国一轮又一轮的科技封锁。

突然间，我们发现，那些曾经让自己引以为傲的外卖、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其实，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砌房子。

此时，当我们盘点家底，想要在芯片这个地基上寻找国产替代时，才发现上海已是举国之下的不二之选。

因为这里是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综合技术水平最高、产业链最完整的地区。

当三星、台积电垄断了7纳米以下先进制程时，是中芯国际成功量产14纳米，保住了我们继续追赶的希望。

当信越化学、SUMCO在半导体硅片上一手遮天时，是沪硅产业（上海新昇母公司）为我们撕开了一道口子。

当高端光刻机成为挡在我们面前最大的拦路虎时，又是上海微电子，肩负起了我们攻克28纳米光刻机的重任。

但即便如此，我们距离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一段很漫长的路要走。

而上海也从未停下脚步。

自从1999年，上海实施“聚焦张江”战略以来，张江高科技园区的面积从25平方公里扩大至220平方公里，增长近10倍，名字也随之改为张江科学城。

两年前的2019年，上海再次加码，成立临港新片区，并发布了集成电路专项规划。

未来，临港新片区一旦建成，将与张江科学城一起，形成上海半导体产业的双核驱动，并有望再次改写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版图。

看着眼前这幅雄伟的蓝图，我们很难忘记，这一路走来，有多少人在背后为之付出了艰辛努力，甚至是生命。

61岁的张汝京，从中芯国际离职后，不甘退缩，于2014年创办新昇半导体，为大陆半导体产业补上了硅材料的短板。

抱病接替张汝京的江上舟，为拯救中芯国际，日夜操劳，最终撒手人寰。

《上海经济》为我们记录下了江上舟生命最后三天的催泪一幕：

2011年6月27日，躺在上海瑞金医院的江上舟陷入了昏迷。长期主管上海工业的原副市长蒋以任了解他，在他耳边大喊一声“光刻机”。

江上舟立刻清醒过来，但因喉咙插着管子无法说话，他急得左右扭动脖子。直到蒋以任再次喊道：“集成电路装备样机很成功”，他才安静下来。

但最终，还是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20年来，正是在以张汝京、江上舟为代表，一代又一代上海地方官员和企业家，以及千千万万工程师的努力下，才有了上海半导体产业的今天。

多年前，时任科技部长万钢在追忆江上舟时，曾说：“如果没有当年上海下决心搞芯片，可能我们今天的芯片进口要远远超过石油。”

如今看来，这个评价似乎仍不足以彰显上海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

事实上，在科技战越演越烈的今天，上海几乎以一己之力，撑起了中国芯片的半边天！

[1]《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之八）》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2]《为国家战略产业鞠躬尽瘁——追忆江上舟同志的最后十年》上海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