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环境探析(七)：当“升级版”地方投资规划重启

在稳增长的基调下，近期以来，多个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相继获得国家批复。

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这些规划是对地方投资（包括LED产业投资）冲动的引导，但不太可能提供太多的优惠政策，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应该更多考虑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如果当前仍然摆脱不了站在“供给端”进行经济刺激的思维惯性，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仍可能继续。

地方规划频繁获批

据报道，国务院近日已经正式批准了《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继山东、浙江、广东成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份，浙江舟山成为海洋经济新区之后，海洋大省福建也正式跻身国家海洋战略的快车道。按照计划，2013年全面启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201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7300亿元。

9月17日，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国家发改委发布黔中经济区发展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黔中经济区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15年，该地区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6000亿元以上，地方财政收入达到450亿元以上。

9月12日开幕的中国(宁夏)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透露出的信息显示，国务院已经批准在宁夏建立内陆开放型试验区，并批准建立银川综合保税区。这是全国第一个内陆开放型试验区规划。

相比之下，近一个月内获批的两个国家级新区更为引人关注。此前8月底，兰州新区获得国家批复，成为第五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明确了四大战略定位：西部的重要增长极、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对外开放的战略平台，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

9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南沙新区成为第六个国家级新区。当地学者对本报表示，南沙新区作为华南新区唯一一个国家级新区，其定位与浦东、滨海一样都是世界级国际性的定位。

“南沙新区是粤港澳合作的一个平台，涉及到香港澳门的发展和国家整体的布局问题，国务院批复南沙新区规划，对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促进南沙新区的发展有好处。”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陈鸿宇教授向记者表示。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说，目前情形有点类似2009年金融危机后一大堆区域规划、产业规划出炉的情况，这也是引导地方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方向。他指出，投资者更看重的是区域的整体环境和潜在投资价值，目前地方规划已经没有太多的优惠政策可言，而是通过引导产业集群来发展。

彭澎分析，地方经济规划一定要有自身的特色，要跟地域特点结合起来，国家在批复规划的时候也充分考虑了地方的特点，“这也是为了引导地方的投资冲动走向一个合理的方向，因为对地方来说，你不让他投资是不可能的。”彭澎说，中国经济发展要同时解决总量增长和结构性风险问题，前者靠投资来拉动，后者则靠区域规划等举措朝着结构优化、与当地比较优势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这也是避免地方乱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这些新的经济规划批复下来，对实质性的政策支持不能寄予太高指望。因为‘开路条’不一定给‘路费’。”陈鸿宇说，地方很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来带动投资和经济增长，这也是通过非均衡发展思路来解决均衡发展的问题，“但还是要从本地出发，要分步实施，有多少资源做多少事情。不要规划得太大，远景很宏伟，到最后做不了。”

地方庞大计划

但是地方却按捺不住投资冲动。

9月5日一天，国家发改委网站先是公布25个轨道交通、城际铁路项目的建设规划或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的信息，继而又批准或批复了13条公路建设项目的申请报告或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些轨道交通项目涉及18个城市、8000多亿元总投资，13个公路项目总里程超过2000公里。同一天，发改委还批复了9个污水处理项目、1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7个码头港航项目。此次涉及的基建项目总投资额达上万亿元。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孔令斌说，目前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经济、人口等方面的资源，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严重滞后，阻碍了城市的发展，相比几年前的“四万亿”投资主要集中在城市之间、城市外部的基础设施，这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十分必要的。

相比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投资计划，各地公布的投资计划显然更为庞大。9月24日，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召开四川省重大投资项目暨鼓励民间投资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四川省重大投资项目名录》(2012-2013)。这批项目共2242个，投资总额3.67万亿元。这一计划的总体量相当于四川省去年全年GDP的1.75倍。

6月以来，已有10多个省市发布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或稳增长措施，粗略计算，涉及金额已近20万亿元，远超2008年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其中，广东、天津、山西、重庆、福建、贵州、四川的投资计划均超万亿元。

对比四年前国家财政的4万亿投资，地方政府无疑是本轮稳增长的主力。陈鸿宇说，地方政府借机“搭便车”的意图十分明显。“有些地方政府想搭便车，鼓励下面拼命地向往上报项目，各地都要上大项目，动辄一个‘名人故里’就要投资二三十亿。”

陈鸿宇分析，目前的情形和2009年的情形完全不同，2009年的财政政策比较宽松，“现在财税收入本身的下滑速度非常快，外贸出口不振，企业交税又少，也不可能再依靠土地财政来质押贷款，政府信用这一块，跟2009年不一样了，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都非常沉重，银行对贷款很谨慎，不可能说给地方一说就支持。”

陈鸿宇表示，相比靠大投资拉动经济，地方政府更应该考虑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切实扩大民生和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