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势华为探源

     2013年4月8日，华为发布2012年财报。在全球通信行业哀鸿遍野的背景下，华为的盈利却高于行业龙头爱立信的2.7倍。

　　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头上一直笼罩着各种光环。

　　它用25年时间创造了中国企业发展的奇迹;在许多民营企业千方百计谋求上市之时，它不为所动，并坚称不上市;在很多企业禁不住诱惑投身房地产等业务时，它一直专注于主业。它的成长故事和发展模式，被不少人看作是中国伟大公司的典型样本。而任正非长期以来的低调，也给“华为神话”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这一次，华为又创造了神话。然而，这次的神话并未让业内艳羡不已，而是引来质疑声一片。

　　逆势数据背后

　　年报数据显示，华为2012年全球销售收入2202亿元人民币(约合353.5亿美元)，同比增长8%。业绩的绝对数字虽不离谱，但横向比较来看，华为业绩表现与同行差别大得令人惊讶。

　　参照业内其他龙头企业公布的2012年年报，或许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

　　从营业收入看，2012年同期，阿尔卡特朗讯同比下滑6%，诺基亚西门子同比下滑2%，就连行业龙头爱立信2012年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也只有0.4%。即使同为中国厂商，多年来一直保持增长的中兴通讯，2012年营业收入也同比下滑2%。

　　利润方面，爱立信净利润仅9.3亿美元，同比下滑54%;阿尔卡特朗讯净亏损19亿美元;诺基亚西门子净亏损11亿美元;中兴通讯也历史首亏4亿美元。但华为公布的净利润多达24.7亿美元，同比增长24.5%，是行业龙头爱立信的2.7倍。

　　为何在通信行业一片惨淡之际，华为的业绩却如此靓丽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多家业内人士。

　　一位投资公司的数据分析员向记者指出，一家公司要创造出逆势的业绩，一般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具备远超整个行业的产品和技术创新能力，比如美国苹果公司;另一种情况是具备绝对垄断市场，比如垄断中国市场的“三桶油”;最后一种情况是在财务数据上做文章，比如美国安然公司。

　　对华为来说，其无线产品技术实力与爱立信尚有一定差距;光接入与光传输产品与阿尔卡特朗讯、中兴在同一层次;IP产品距离思科、Juniper差距明显;业务软件产品与IBM、埃森哲更是不在同一层面;手机产品方面，华为虽然自Ascend P1后，也推出了几款口碑不错的智能手机，但其产品用户体验距离苹果、三星等差距还非常大。由此可以推论，华为业绩并不属于第一种情况。

　　华为所处的通信设备行业，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充分竞争的行业。在任何一个市场，华为均无垄断地位，关于这一点，就连华为总裁任正非也承认，“华为没有可依赖的资源，没有大森林、大煤矿”。华为所处的市场，最底层的资源是谁都能轻易获取的石英砂，因此，华为所处的行业竞争异常激烈，公司并不具备绝对垄断的市场。

　　那么，华为的逆势业绩属于第三种情况吗?

　　作为五大设备商中唯一的非上市公司，监管部门对其信息披露无要求，这导致其审计公司KPMG的审计责任也小很多，这一切，确实为“在财务数据上做文章”提供了便利。

　　“华为2012年年报数据，表面看来光鲜无比，背后实际暗流涌动。”某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位会计师日前受记者所托，对华为2012年年报进行分析后指出。

　　据上述会计师分析，华为2012年年报数据显示，其经营活动现金流为250亿元，同比增长40%，远高于其净利润。但在其年报中，却存在一些难以掩盖的硬伤。在净利润和经营现金流大幅增加的同时，华为的应付账款却突兀地同比增长10.5%，远高于销售成本4%的增长速度。另外，在收入和成本都同比增长的同时，华为的存货却同比剧烈下滑16%。

　　有理由推断，华为为了增加经营现金流减少了存货采购。另外，2012年华为的保理费用达到7.62亿元，按照其往年约2.3%的保理费用率，其通过保理回款就高达333亿元，这部分现金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现金流入。

　　而数据同时显示，华为2012年年底坏账准备余额仅34.9亿元，占年底应收账款余额546亿元的6.4%，远低于其他同类企业约12%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从而直接导致利润虚增约31亿元。

　　除此之外，年报中“其他业务收入”高达24.3亿元，包括10亿元的处置物业(疑似北京金融街办公楼出售收益)收入，7.5亿元政府补贴以及6.8 亿元的其他收入(主要是收购华赛、华为朗新后，对原权益确认的收益等)。单是少提的坏账准备以及“其他业务收入”已高达54.3亿元，占到华为2012年净利润的35%。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华为一直将有追索权的应收保理业务，作为表外融资的主要手段，但其年报中，却将相应的应收账款当成“无追索”直接核销，导致资产负债率指标虚假，这也完全有可能误导金融机构。

　　有银行内部人员曾对记者私下透露，2012年华为共偿还银行保理款74.3亿美元，其中客户正常回款70.8亿美元，客户到期未付导致回购3.54 亿元，全球保理回购率4.8%。既然客户到期未付会导致华为回购，那就一定是带追索权的应收账款保理。若将华为2012年违背会计原则核销掉的333亿应收账款计入资产负债表，其真实的资产负债将接近70%的负债红线，远高于其年报公布的64.3%。

　　冬天确实来了

　　2011年年底，任正非发表文章《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不少业内人士眼中，该文更被看作是第二篇《华为的冬天》，如同2010年前一般，向华为员工乃至整个业界提醒危机与挑战正在到来。

　　不争的背景是，2011年以来，由5家巨头共同把持的电信设备市场已进入相对平衡的竞争格局，但整个行业的市场规模却始终难以突破，并随着全球经济的恶化与竞争加剧变得更加惨烈。

　　为了实现更高的增长预期，华为已经试图转战第二、第三战场，例如企业网和手机终端，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有更大投资压力、树敌更多的危险游戏。

　　在此之前，从2002年开始的10年，是华为发展最为迅猛的“黄金十年”，销售规模从约20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超过2200亿元人民币，成长为全球销售规模第二大的电信设备厂商。

　　同样是在这10年，全球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移动用户从5亿增长到50亿，互联网用户也从2.5亿增长到20亿，但基础电信行业即设备商的规模始终维持在1300亿美元上下。

　　这意味着，在此期间，华为所获得的业绩增长，并不是来源于行业的自身成长，而是通过血淋淋的市场搏杀，以淘汰竞争对手获得市场份额。从行业发展轨迹及现状不难看出，近几年电信业的频繁并购，以及不少业内企业的倒闭和退出，致使行业形成如今的鼎立格局。目前，全球电信设备行业已经只剩下爱立信、华为、诺基亚西门子、中兴、阿尔卡特朗讯5家，并形成相对平衡的竞争格局，短时间内市场份额已难有巨大变化。

　　随着竞争对手起来越少，市场越来越集中以及竞争优势的强弱转换，整个电信业的扩张速度正在全面放缓，后续的增长日益艰难。而华为遇到的困境亦逃脱不了整个行业的束缚。而随着中国物价上涨、人民币升值等形势变化，华为以前抢占竞争对手市场的人口红利和价格优势已经基本消失，未来的竞争形势将更加艰难。

　　在此之前，华为一直试图通过海外市场的扩张来增加业绩。低成本的价格战、对竞争对手的模仿与跟随等，都让华为迅速占领市场。例如，华为在大举进驻欧洲之后，各大国际设备巨头均受到巨大冲击，市场份额与营业利润率均明显下滑。此后短短数年，爱立信的利润率从2004年的18.39%迅速下降至2008 年的7.41%，而阿尔卡特与朗讯，以及诺基亚与西门子，都由合并前的10%左右的利润率沦为亏损。在此过程中，多家知名设备厂商或倒闭或被竞争对手并购的背后，华为作为行业价格杀手的推动作用都极为关键。这在华为看来，不是在破坏游戏规则，而是在改变。

　　但如今，最艰巨的问题来自于其国际化市场已经逼近天花板。

　　对此，华为高层在SDC会议上提出三个问题：在北美、澳洲甚至印度市场无法规模化进入的情况下，华为怎么办?华为应该如何提高创新能力?华为在选择扩张的同时，如何应对起步阶段的包袱问题?

　　“这几个问题都比较棘手。”一位离任的前华为高管对记者表示，“开会时听到这几个问题，大家都无话可说。”业内人士也认为，华为的前行之路困难重重。

　　“以人为本”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的消失，让华为的成本优势快速消失;人员的扩张和业绩的放缓，让华为股权激励体制的隐患逐渐浮出。

　　20多年来，建立在“公司收益全员分享”的“虚拟股权机制”基础之上的华为股权机制，一直被外界视作华为激发员工动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如同任正非所说，“财散则人聚”，向核心员工配发公司股票和期权，一直是包括华为在内的高科技公司留住核心技术人员的普遍方法。

　　1987年，任正非与5位合伙人共同投资成立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仅2万元，当时6位股东均分股份。3年后，华为公司开始实现广泛的“员工持股制度”。

　　按照这一制度，每年此时，表现优异的华为员工会得到一份合同，告知他们今年能够购买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员工通过华为协助的银行贷款完成认?购。

　　但这些股份并不是真实的股票，而是“虚拟受限股”，即华为工会授予员工的一种特殊股票。拥有虚拟受限股的员工，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分红，以及对应的公司净资产增值部分，但没有所有权、表决权，也不能转让和出售，在员工离开企业时，股票只能由华为控股工会回购。

　　但时移事易，随着员工人数、业绩增速等形势变化，华为股权体系的激励作用已经弱化，甚至“负效应”已经开始悄然显现。而在这一号称“员工共有”的股权结构下，华为的最终话语权仍然没有摆脱“血缘忠诚”于任氏直线之手。

　　有业内人士甚至推测，华为之所以没有如其他企业般着急上市，主要也源于华为的“虚拟股机制”。一旦华为进入上市日程，首先要整理和解决的便是虚拟股权的权益认定问题，而当这种权益一旦与实际股权划上等号，将意味着任正非可能失去绝对话语?权。

　　如今，这种激励制度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更多内部员工都在不停质疑虚拟股权的不平等性，以及虚拟股权不能变现对持有人的收益所造成的损失。2003 年，华为公司前副总裁刘平、前国际营销部副总裁黄灿就曾因股权分配问题与老东家华为对簿公堂，但广东中级法院最终判定，认为华为公司在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身份，仅有“任正非”、“华为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内部又称为“持股会”)两个主体，因此，所有华为员工(任正非除外)并不具备华为公司的股东身份。

　　“这如今也成为包括董事长孙亚芳在内的公司元老级人物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述人士称，“这一层的关系无法明确，则意味着一旦老板真的下定决心做某件事，整个公司内没有人有能力推翻他的决定。”他说，按照该人士的解释，如果说2009年以前，任正非的决定落实依靠的是权威和EMT(经营管理团队)的团结，那么2009年以后，以董事会取代EMT，公司元老纷纷退出或者被迫退出之后，任正非达成目标的主要手段，便是“股东决定权”了。

　　而外部环境下，这种股权形式的风险也在逐步扩大。2012年年初，华为协助的贷款认购模式被证监会叫停，因为不同消息来源均指出，在此之前，工商银行、平安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深圳分行已总计为华为员工提供股票贷款高达上百亿元，这一做法甚至被视为“非法集资”。

　　2012年3月31日，华为董事会秘书处向华为员工发布《关于2011年虚拟受限股收益分配操作及有关还款等资金安排的通知》，明确2012年虚拟受限股只能通过自筹资金购买，银行将不会再提供购买股票所需的贷款。

　　尽管其因复杂的结构和风险而遭人诟病，但过去多年来，在外界眼中，股票分红仍是吸引人才加入华为的重要原因，而华为高层离职或退休的股票清兑，更是大部分国内企业高管非常羡慕的一笔巨额财富。

　　事实上，在“协助贷款”模式被叫停之后，华为不透明的虚拟股权体系正受到资本乃至更多层面的关注与争论，如何在缺乏分层次股权市场的大背景下，真正实现对所有华为员工权益与激励的保护，进而确保华为的公司权力回归，已成为外界对这一股权体系的最大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