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海开放进程中的跨国公司

01

穿越百年

20世纪20年代，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有着东方巴黎之誉。虽然当初上海是在列强坚船利炮的裹挟下被迫融入世界市场的，但屈辱的背后，孕育着变革的种子。就本文谈论的主题而言，今天许多耳熟能详的跨国公司，包括汇丰银行、美国国际集团、联合利华等，就是在上海发轫并成长起来的。

现在我们已进入21世纪20年代，我国积改革开放40多年的非凡成就，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正充满自信地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立于改革开放潮头的上海，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最典型的代表。穿越百年，上海也再次成为跨国公司最为集中的中国城市。

数据显示，2020年，上海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突破200亿美元，占全国13%。截至这一年，上海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2700亿美元，占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的1/10。截至这一年，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771家，占全国约24%；在上海设立的外资研发中心累计达481家，占全国26%。185家在华外资著名品牌，总部位于上海的有99家，超过50%。

记得开发开放浦东时，邓小平同志说，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浦东对面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今天的上海，没有辜负小平同志当年的殷殷期许。截至2020年，在上海设立的771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中，欧洲企业占29%，美国企业占27%，日本企业占21%，合计占比77%；在上海设立的481家外资研发中心中，来自于欧、美、日的合计占比59%。

今天的上海，外资企业超过6万家，以占全市2%的企业数量，贡献了超过1/4的GDP、1/3的税收、2/3的货物进出口、2/3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5的就业岗位。

今天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面向全球开放最重要的前沿窗口，也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网络布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

02

上海开放的历史逻辑

上海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发展，令许多地方的主政者艳羡，也令许多学者和媒体惊叹。但上海之所以成为开放型经济的典范和跨国公司总部机构集聚的高地，有其特有的历史逻辑。

很多学者认为，相较于改革，开放是推动发展更直接的力量。改革的本质，是通过体制机制的变革调整，重组存量要素，提高配置效率。开放的本质，则是引进新增量、新变量。一方面，这种增量是比存量具有更高水平、更高效能的增量，另一方面，增量的引进，冲击着存量，使存量发生激烈的分化和变革，推动存量在竞争中凤凰涅槃。透过开放，人们逐渐熟悉和掌握国际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通行的规则，这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历史逻辑。

上海这座城市缺少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也没有特别稀缺而珍贵的自然资源。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靠的就是开放，遵循的就是上述历史逻辑。

遥想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近30年的封闭，解放前上海较高水平的工业技术，已经远远落后于国际同行。在国内，由于持续不断地技术输出，上海与其他地区的技术落差也已经大大缩小了。同时，计划体制的松动，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崛起，从原料供应、销售市场等许多方面对上海工业产生严重冲击，许多曾经享誉一时的上海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都陷入了困境，逐步萎缩甚至消失了。再加上由于长期的财政资金输出，上海在城市基础设施、民生投入等方面欠账累累、包袱重重。于是人们看到，在改革开放头十年，上海发展步履蹒跚、困难重重。

怎么办？上海的情况不同于其他一些省域和城市。我们也看到，改革开放后一些地方从小商品、从“鸡毛换糖”逐步积累、逐步升级发展起来的艰苦创业历程，但上海是中心城市，高成本是给定的，上海不可能走那样的发展路子。上海只能着眼全球，引进新增量，一种能够承受相对高成本而且技术显著领先于国内水平的新增量，以在更高水平上重启上海工业化进程，这只能是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

上海的开放历程是很不平凡的，上海的开放优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准确地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是从经济特区开始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上海不是我国开放的前锋，而是后卫。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的开放上演了后来居上的精彩逆袭。

从来没有什么理所当然。上海在开放上的成功靠的就是前瞻谋划、领先一步。

——早在开放的大门还半遮半掩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就主动采取“计划单列、自借自还”的方式，开展“九四专项”利用外资，通过国际市场筹集资金。“九四专项”累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筹资32亿美元，安排308个项目。

——早在国内一些地区还在争论“姓资姓社”的时候，上海就着手创办国内第一家出口保税区，探索房地产、商贸领域对外开放，探索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

——早在国内一些地区还在争相引进我国港澳台企业的时候，上海就已经看到了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趋势和潮流，雄心勃勃地面向欧美，率先实施财富500强招商战略，率先提出打造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战略构想。

——早在国内一些地区还在争抢各种“三来一补”、出口加工制造项目的时候，上海就已经着眼于入世后的发展趋势，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把利用外资的重心转到现代服务业上来。

——早在国内一些地区还在为争抢各类优惠政策而面红耳赤的时候，上海就开始提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接轨。

——早在国内一些地区还在为招商而拼地价、拼补贴、拼政策的时候，上海就开始大力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所有上述这一切以及这一切的综合，才是今天跨国公司总部机构云集上海的根本原因。

03

跨国公司在上海

1980年，上海诞生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上海迅达电梯有限公司。40多年来，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机构在能级、功能、规模、布局等许多方面已经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今天，在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机构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他们是高度本土化的跨国公司总部。本土化这个概念，大概许多跨国公司都会讲。但在笔者看来，在很多情况下，许多本土化的概念不过是一种外交辞令，用以消除跨国公司当地机构与所在市场之间存在的文化隔阂和对立情绪。是不是本土化，关键看有没有带动当地产业的升级发展。

用这个标准衡量，在东南亚、中东欧、拉丁美洲等许多地方，跨国公司并没有真正实现本土化。但上海则不同，许多在上海的跨国公司已经实现了高度的、真正的本土化，包括生产制造的本土化、人力资源的本土化、研发创新的本土化、供应采购的本土化等。

日本森松公司是浦东引进的第一家外资企业，这是一家生产压力容器的企业，早期他来到中国，与众多跨国公司一样，更多是利用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今天，森松的供应商和用户都来自中国，他是烟台万华的优秀供应商。他的产品的应用场景来自中国，就在不久前，森松帮助中国企业建成了世界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镍工程实验室。他的核心管理层和员工大多来自中国，他在上海和南通两个城市拥有生产基地。他为着中国制药、冶炼、石化等领域的关键设备的制造进行技术突破攻关，助推中国重大设备国产化进程。今天，上海森松已经成为国内第四大压力设备制造商。

上海森松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通用电气、霍尼韦尔、巴斯夫等在本土化方面走得比森松更远，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本土竞争者。这些高度本土化的跨国公司总部已经根植于中国，他们离不开中国，他们所进行的制造理应是中国制造的一部分，他们所进行的创造理应是中国创造的一部分。

——他们是在上海、为世界的跨国公司总部。跨国公司之所以来中国，是出于降低成本和开拓市场的驱动；跨国公司之所以能来中国，则是由于他们拥有充裕的资本和领先的技术。就技术而言，一开始跨国公司是我国先进技术的提供者，是“东方学习西方”的逻辑。今天，随着我国技术进步和人才成长，跨国公司设在上海的研发中心，与其在西方的研发中心，技术落差迅速缩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向创新，上海研发中心开始研究全球技术问题，包括西方世界面临的技术问题，这是“东方辐射西方”的新实践。

2003年，通用电气在上海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其研发团队针对中国国情开发的便携式超声诊断仪，在中国取得成功后，又成功进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罗氏制药是最早进入上海张江的国际医药巨头。2004年，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设立，从部门升级为法人。2009年，罗氏全球药物上海研发中心成立，成为其全球五大研发中心之一。2019年，罗氏上海创新中心成立，研发功能进一步升级，成为罗氏继瑞士巴塞尔、美国旧金山之后的第三大全球战略中心。在罗氏上海创新中心的任务清单中，有乙肝药物，有克劳恩病治疗等。请读者注意，克劳恩病，在欧美的患病率是每10万人12.7例，在中国是每10万人1.4例，前者是后者的9倍。这充分说明罗氏上海创新中心不仅着眼于中国市场，更服务于欧美市场。据了解，目前罗氏上海创新中心，已经有7款药物分子进入全球临床开发，而且全部由上海创新中心首次发现。罗氏和通用电气的故事，正在思科、微软、德尔福等越来越多的机构中上演，上海跨国公司总部已经有能力参与和引领全球创新的进程。

——他们是全球化、多功能的跨国公司总部。早年跨国公司在华机构，就其功能来说，无非是一间生产车间或一个业务单元。今天，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在其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飞跃，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亚太总部、全球功能总部、全球事业部放在上海，由上海的总部机构承担区域整合和全球运作的功能。

辉瑞集团是最典型的例子。2019年，辉瑞将其成熟药物板块全球管理中心放在上海——所谓成熟药物主要是指过了专利保护期的原研药，该中心将统管其全球9个生产基地，业务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年销售额超过120亿美元，这是辉瑞在美国本土之外第一次设立的全球总部。

2020年，得益于上海离岸转手买卖业务的政策突破，全球第三大建筑设备企业沃尔沃将其亚太总部从新加坡迁往上海，亚太市场占其销售额超过50%，上海总部年销售额超过250亿元，仅次于其瑞典总部。跨国公司总部的能级提升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除了辐射范围的扩大，还有总部功能的复合。

随着我国外汇管理等关键领域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投资、结算、分拨、销售、研发等核心功能赋予其上海总部。统计显示，上海跨国公司总部机构中，95%具有两种以上功能，82%具有投资决策功能，61%具有跨区域或跨境资金管理功能，54%具有研发功能，35%具有采购和销售功能。这对于上海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无疑是极为关键的。

——他们是高输出、强溢出的跨国公司总部。跨国公司在上海的发展，非但没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挤压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而且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包括产业迭代、技术溢出，更包括人才溢出。现在人们看到，围绕跨国公司形成的供应链，要比那些围绕民营大企业形成的供应链，更加生机勃勃，因为跨国公司会对与之合作的供应商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指导、流程优化，并保证其合理的利润水平和结算周期——这些都是民营大企业所缺乏的。

跨国公司还是本土人才培养的大学校，他们提高了我国学习曲线的上升斜率。许多人在跨国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出来创业，成功率更高。2017年贝恩咨询报告显示，过去五年，跨国公司40%的高管已经跳槽，去了同一方向上的中国公司。阿里现任掌门人——张勇，就在上海普华永道工作过。在上海张江，300多家研发型中小药企，40多家生物研发外包企业，其核心人才都是由国际医药巨头培养的。这当中，有从罗氏中国出来创办华领医药的陈力，有从辉瑞出来创办和记黄埔和再鼎医药两家上市公司的杜莹，有从赛诺菲出来创办和铂医药的王劲松，有从葛兰素史克出来创办天境生物的臧敬五。他们都从跨国公司的任职经历中获益匪浅。他们的案例，充分解释了为什么在上海，许多青年才俊就业选择跨国公司，这不仅仅是时髦，也不仅仅是薪酬，而是跨国公司为将来的成功创业提供了最好的训练。

一言以蔽之，跨国公司在上海，并没有导致所谓的“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局面，而是形成了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热带雨林生态。

04

遐思与余论

1.历史的启示。唐王朝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巅峰，中西交通是唐兴盛的重要原因。自唐末以降，西域隔绝，明成祖以后，海上丝绸之路亦告断绝，一度全面领先的中华文明因封闭而逐步衰落。以此鉴之，文明交流互鉴是一切文明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盲目自满、夜郎自大是不可能领先的，即使领先也不能长久保持。

跨国公司，是当今时代我国与世界保持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纽带。我国经济是超大经济体，内部可循环。但内部可循环决不是内部单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上海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就是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但形成与国际市场密不可分、任何力量也难以割裂和封锁的格局，而且在开放中始终把握全球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笔者认为，这才是跨国公司之于上海和我国的终极价值所在。

也有人说，“跨国公司终究不是自己人”。谢谢这种提醒。其实，谁都知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只是业务跨越国家的公司，并不是超越国家的公司。每家跨国公司都有着其国家属性、本土情结，也都是民族企业，或多或少都遵循着本土优先的基本原则。笔者从不否认这一点。但如果因为考虑到跨国公司具有国家属性、本土情结，而对跨国公司另眼相看、区别对待，进而在政策上给予某种歧视或限制，那就纯属不智了。

2.现实的作用。人们也许会问，跨国公司到底给上海、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跨国公司是我国和上海工业化的一颗“火种”。原始积累是任何一个经济从农业时代迈向工业时代绕不过去的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通过殖民主义掠夺而完成的。十月革命后，很长时间内，俄国的工业生产都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为了推进俄国工业化，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提出对外国资本家实行租让制，目的就是引进美国和西欧的资本，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背景下，这是很难成功的。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等人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始积累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可能靠对外掠夺完成原始积累，在外部封锁条件下也难以引进外国资本，只能在内部积累和分配上做文章，这才有了社会主义国家在走向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

1954年，毛主席曾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而到了现在，我国则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全球第一，拥有全部产业门类，几乎什么都能造。这魔幻般的变化令人吃惊。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或者说，谁是这一切变化的第一推动力？当年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是我国工业化的“火种”。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的奉献是“火种”。但不要忘了，外资的引进、跨国公司的引进，也是我国工业化的“火种”。1978年，我国人均储蓄21.9元，外汇储备1.67亿美元，而上海当时更是资本奇缺，人均参储额最低时仅有3元左右。显然，单纯依靠内部积累无法迅速地实现工业化，必须加快引进外部资本。20世纪90年代前后，上海计划体制下的工业被冲击得七零八落，这个时候外资的引进重启了上海工业化的新进程。

3.正确的抉择。战国末期，当秦人察觉郑国渠的“疲秦计划”后，宗室大臣鼓噪要驱逐在秦的六国客卿，于是李斯写下流传千古的《谏逐客书》，指出逐客之议是“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是“借寇兵而赍盗粮”。今天，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加剧。西方国家正处心积虑推进所谓“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诱导跨国公司离开中国，也正千方百计进行封锁，通过实体清单对我国国有和民营企业进行各种遏制和打压。于是，网上就有人鼓吹制裁跨国公司，对美西方国家在华企业下手。殊不知，这样做恰恰是“为渊驱鱼”，正中美西之下怀！

1920年，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号召各国共产党人同当时盛行的“左倾”学理主义作斗争。今天，国际上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已经形成某种气候，这种气候可能通过互联网舆论的叠加和放大，传染给国内部分人，刺激某种狂热性，使其自觉不自觉地患上“左派”幼稚病。对此，我们要始终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冷静。

对上海来说，构筑未来发展的战略优势，就必须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经济，毫不动摇拥抱外资企业、跨国公司、海外人才，这是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