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应急预案：技防、人防需两手抓

　　我们有越来越先进的科技手段，有人主张在人流密集场所综合运用大数据，动态视频监测，物联网等功能，来进行人流的监测和管控;有人则认为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处理突发危机的经验，关键在于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

新年前夕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现场

　　科技能否强化危机干预的手段?

　　大数据构建应急模型

　　在当下大数据、物联网、高性能计算等飞速发展和应用的今天，让我们先抛开人满为患、管理不当、组织不力等因素来看待这次踩踏事件;那么是否能够借助科技的手段来分析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在哪里?

　　答案是可以的，借助高性能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科技手段可以方便我们日后回顾、融合和整合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以从中分析和梳理出一个接近于普适性的规律，建立尽可能客观的相关事件发生的诱因模型。

　　例如此次上海发生的踩踏事件中，有媒体报道是因为人流间反向运动，也有的称是为了烘托气氛，撒类似美元的纸币引发哄抢所致，那么究竟哪个才是最主要的原因或者最终导致踩踏发生的那个临界点，这些都可以通过事后相关数据的搜集、分析确定。用此与之前类似事件对比分析，可以分析和总结出普适性的诱因，进而为建模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知易行难，以媒体报道的美国利用大数据提高灾害预防能力为例来说明。以纽约市为例，该市约有100万栋建筑物，每年有差不多3000栋会因火灾损毁。由于城市状况复杂，消防人员往往难以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预防火灾成了减少损失的重中之重。为此，纽约市消防部门依据数据收集划分出了60个可能会产生火险的因素，包括区域居民平均收入、建筑物年龄、是否存在电气性能问题等。通过这些因素数据和相关算法，纽约市消防部门给建筑物都标注了风险指数，并据此确定消防检查的优先级和重点，从而有针对性地加强安全排查。

美国纽约建筑群

    运用互联网发出安全提示或预警

　　所有“踩踏事故”发生是一瞬，且难以预料的;但是，人群聚集的过程却是渐进的。人群在特定地点或区域不断聚集，经历了“走的慢-走不动-退不出去-失去控制-发生意外”等多个环节，其中，在最初的“走的慢”的环节中，不让新的人群再聚集，加快已聚集人群的疏散，应该还是有可控的机会。

　　在4G普及的当下，手机基本已成随身携带的“必备品”。从手段上看，不论是交管部门等有关部门的视频监控设备，还是人群中人人携带的手机等通讯设备;不论是通过短信群发，还是基站服务人群数分析;抑或基于地理位置的大数据挖掘;理论上存在一种可能，当单位平方米上人数或手机数达到一定临界点时，就极易发生意外。

　　那么，也就有一种可能性，在人群聚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按照发生意外的概率大小，形成多个风险提示等级，通过短信或微信以及其他互联网应用，向人群中的个体陆续发出安全提示或预警。发送范围可以特定地点为圆心，按照一定的半径值，对所有区域中心的人群及外围人群分级进行风险或预警信息发送，引导外围人群避开聚集，对已聚集人群进行有效疏导。像深圳的大小梅沙早就有类似的预警体系。

　　智能视频监控分析人群密度

　　近些年，基于视频监控的人群拥挤防控措施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比如沙特政府为麦加引入了一整套高科技的踩踏预防体系，使得每年朝圣人群踩踏事故大幅度的减少了。主要原理就是利用热成像摄像机回传数据，实时监测人群密度过高的点。

CROWDVISION公司的人流拥挤预警系统 图片来自BBC

　　通过对以上例子的分析，不难看出，科技手段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城市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国内、国际都有成功案例;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不管是大数据、互联网还是视频智能分析的应用，除了技术外，它还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配合;一套行之有效的城市应急预案绝不仅仅依赖技术。

    技术手段不是危机事件的防范关键

　　科技进步仍需重视人防

　　早在完全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预案来进行危机干预。例如2008年时还没有智能硬件，物联网，大数据这些东西，当时甚至连微博都没有。但是我们国家依然办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包括安保方面也是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过去的一年，中国多地的确发生了由暴恐分子策划和实施的恐怖袭击。但是在这些袭击行动过后，受到波及的城市都加强了安保级别，当地民众也逐渐从阴影当中走出来，不再把袭击阴影当回事。这能够说明的问题就是，不管是跨年夜的踩踏事故，还是更严重的恐怖袭击，中国都是完全有能力预防和处置的。而危机的发生，只能说是当局没有足够重视起来的结果。

　　我们可以比较上海、纽约和香港这三个比较典型的都市，在举办大型活动的时候，安保方面是否有值得注意的不同。在上海外滩，纽约时报广场，香港的兰桂坊，这些地区的面积，高峰时的人数，以及具体安防力量和手段都各不相同，但非常明显的一点是，没有哪一个地方是明显落后于另两个地方的。跟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比起来，中国在安保方面的努力和积累的经验都毫不逊色。

　　但上面这句话的前提是——一定要“认真”起来才行。如果因为要管的东西太多就疏忽了，或者没有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只当做一般的公众活动处理，那就不行。从不同媒体的报道和亲历记录看，在悲剧发生前半个小时甚至更久，危险局面就已经出现。在其中的人们已经本能地意识到风险，然而此时的安保力量，跟几个月前的亚信峰会铁桶一般的警卫相比，却是如此孱弱。

定期举办应急演习有助于提高城市危机处理能力

　　别急着用大数据应对危机

　　对于大数据在城市应急预案中的应用，有学者指出了其中的弊端——如果所有事情都按这逻辑来处理，那每个人都会变成透明人。过程大致这样：电信运营商时刻追踪每人的手机信号并定位，接下来按区域绘制人员分布密度图，并定向分发信息，超过日常警戒值则直接向其他系统发出警示。这类目标的达成根本不存在技术难题。要用这种手段来解决踩踏问题，只要方向确定，那就可以在较短的期限内取得成绩。

　　都这么处理，就意味着每个人的数据化程度会加速提高：你的位置、你的偏好、你的疾病历史、你的朋友关系等等都会在数字虚拟空间里存在，只要想获取，就一定可以获取得到。这无疑使人极其不安，但这潮流无可阻挡，因为数字化程度越高，整个社会的效率越高，你不可能退回到不用电商、不用微信、不用搜索、不用12306的状态。所以早晚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百分百的数字化，成为百分百的透明人。

　　问题其实并不在于数字化本身，而在于数字化之后的可见范围，比如：什么程度的东西是政府可读取的，什么程度的东西是商家可读取的，什么程度的信息是第三方可公开的。如果没有这种界定，那透明就是对所有人的透明，这是很可怕的，初步征兆就是我们每天被各种陌生电话骚扰。

     “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状况亟待改进

　　在危机管控方面，有人非常准确地总结了我国长期以来的状况：“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在平时可能不太注意的场合，安保力量不会对局面有完全控制力，可能也没有分派足够的保安力量。但一旦局势失控，出了大问题，上升到特别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一轮又一轮的责任追查下来之后，会在起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之内，让社会各界都绷紧安全这根弦，所有跟安全有关的部门如临大敌，直到危机迟迟不重演，人们再度松懈下来为止。

城市应急设备展示

　　我们的政府在安保方面，就像进行其他关乎国计民生的工作一样，总是想要举全国之力，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这样做当然时间短收效快，但是其负面作用是要“举国”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应接不暇，总有那么一些领域会被忽视，一直到出了不能视而不见的大问题，然后再次成为新的“举国”重点。

　　从根本上让安保“常抓不懈”，“警钟长鸣”，降低发生公共危机的几率和破坏程度的方法，就是充分将可下放的管理权限下放，把这些事情交给专业的机构来打理，让社会上真正有志于，也比较有能力解决公共安全问题的专业人士来处理。在按照订单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的同时，专业机构也应如同在政府内部一般，获得各种资源的使用权限。

　　去年，全球各地都有推动用民间力量助力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开放政府”活动。在印尼雅加达，当地市政府公开了一些不涉密的动态信息API，如交管部门测得的车流量，气象局的详细天气数据等，鼓励民间开展编程比赛，创建第三方应用，改善政府网站的设置。香港有专门的非政府组织推动了香港天文台等政府部门的数据开放。

　　例如由政府主导的“智慧城市”计划和企业联姻，一些企业贡献了云存储空间和技术手段，帮助政府升级办公平台。这样的经验，完全可以复制于包括安保在内的更多政府目前“大包大揽”的事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