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楼抛出橄榄枝，硅谷科技公司不屑一边玩去

五角大楼的话事人不辞辛苦地来到加州寻找最新技术并不是什么新闻。一代人之前，这种努力催生了今天的大多数航空航天公司。不过，这些航空航天公司的成功相当依赖于政府的慷慨解囊，而今天的科技公司却无需如此。

所以，卡特在“推销”时必须费上那么一番功夫，因为旧金山-圣何塞地区从来就不是以尚武精神而闻名。当科技公司高管意识到和今天的五角大楼合作意味着什么之后，他们很有可能望而生畏，以下便是五大原因：

一、五角大楼限制合作公司赚大钱

最成功的那些科技公司已经习惯于自己的创新表现能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回报。去年，苹果和谷歌的经营利润率在30%左右，Facebook和英特尔则在40%左右。而在华盛顿，如果一家军方承包商的利润率达到这么高的水平，那很可能要在国会听证会上面临参议员麦凯恩等人的严厉拷问。一般来说，规模最大、最为成功的国防企业经营利润率在14%至16%左右，而且五角大楼规定这些企业的利润率不得超过这一范围。

比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的F-35战斗机是这一代最伟大的技术成就，然而，14年之后，这家公司在这个项目上的利润率甚至还没有突破两位数。

F-35战斗机是有史以来生存能力最强、最全能的战斗机，8%的利润率是否合理？

二、知识产权面临风险

五角大楼的政策制定者们对采用开放式架构和模块化设计开发战斗系统、以使系统适应不断变化的威胁有一种近乎宗教式的虔诚。然而，在他们看来，确保未来适应性的唯一方式就是控制系统核心的知识产权——即便这些知识产权是利用企业资金而非纳税人的钱开发的。

卡特部长在硅谷之行中，颇费了一番功夫来让心思缜密的公司高官们相信，如果和五角大楼进行合作，公司的IP地址将会受到保护——可惜五角大楼最近的政策趋势并不有利于此。而且国会刚对承包商专利的保护程度进行了投票。

三、企业资金流动都将受制于监管部门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希望有一个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而事实上，美国政府是律师们的政府。有成千上万份法律文件规定着合同该如何订立和执行。许多法规对私营承包商施加了闻所未闻的负担，比如某样产品的定价该是多少、高管薪酬该是怎样，以及企业在供应链中应该使用怎样的分包商等等。

据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翰 汉默(John Hamre)估计，就一般典型采购项目而言，所有这些法律法规增加了30%的成本。故而，五角大楼承包商们所处的商业环境，与其说是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不如说是糟糕透顶。

四、没办法跟官僚们真正做生意

在扼杀了传统供应商的创新力之后，现在，五角大楼必须要在别处寻求帮助。然而，它从来就不能拥抱那种能够造就硅谷创新中心的商业实践。看看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吧，当这家公司希望通过一份国防部合同，把一种用自有资金开发的飞机引擎改造成军用版本时，它遭遇了何种下场：五角大楼的监察长对该公司发出了传票，要求后者提供根本没有被要求收集的信息，暗示该公司向政府收取了过高的费用——即便客户(美国空军)已经确认说，按照商业运营商的相同费率标准来收取的这笔费用已经为其节省了几十亿美元。

五、真正的客户其实是政治系统

当你和五角大楼做生意时，你的客户并不是军事服务机构或国防机构——而是政治系统。这意味着要考虑到，成本节约和经营适宜性等常常要服从于进行重新选举的必要性。所以，选区里的坏点子常常就是年复一年地获得资金，非选区里的好点子却总被忽视。如果“政治上不方便”，那么军事专家的判断就会被忽略，而如果立法者需要有人来支付账单，那么技术项目通常就成了被宰的肥羊。想要努力在这套系统里生存的科技企业家无一例外地都会带着满满的挫败感离开。

卡特部长的硅谷之行让我们想起了20年前似曾相识的那一幕：当时克林顿政府想要通过不投资新军事装备的方式来收获“和平红利”，于是便提议对采购制度进行改革，以便能使五角大楼“更有效率地利用我国经济中商业领域的科技进步。”这一战略在911事件后军事投资再度涌动时被迅速遗忘了，而这一次相同的情况也会发生——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威胁，而政策制定者们也会意识到，他们无需改变自己的做法来不致使自己落后。而这也是国防部领导人并不担心会把市场份额输给硅谷的原因之一。